问题——生态治理进入深水区，新型手段带来执法司法新挑战。
发布会上，最高法环境资源审判庭负责人介绍，“十四五”期间环境资源案件结构更趋复杂：一方面，传统污染与资源破坏问题仍在一些地区、一些环节反复出现；另一方面，违法犯罪呈现技术化、隐蔽化特征，例如利用无人机实施“坠箭”式非法狩猎，突破了以往依赖地面追踪的监管方式，对野生动物保护和公共安全构成叠加风险。
如何以司法规则及时回应新型作案方式、以裁判导向引领社会预期，成为环境资源审判必须直面的课题。
原因——治理体系完善叠加高压态势，案件量下降背后仍需保持警惕。
数据显示，五年来环境资源一审刑事案件收案量持续下降，2025年新收2.4万件，较2021年下降32.6%；各类环境资源一审案件共审结119.2万件，比上一个五年下降4.3%，其中刑事14.1万件、民事80.4万件、行政24.7万件，环境公益诉讼案件2.2万件。
案件量回落，反映出污染防治攻坚、执法监管强化、企业合规建设推进等因素叠加起效，也体现公众环境权利意识提升、纠纷多元化解机制逐步健全。
但同时，部分违法行为向跨区域转移、向产业链末端渗透，利用第三方服务机构、网络平台和新技术规避监管的现象值得关注，要求司法必须保持“全链条”视角。
影响——司法保障绿色转型，既守住底线也护航发展。
最高法介绍，围绕污染防治，五年来审结涉环境污染防治一审案件2.9万件，2025年收案量较2021年下降30.8%。
在典型案例中，安徽法院审理跨省转移、倾倒危险废物污染长江案件，判令赔偿生态修复费用超亿元，释放“污染者担责、修复者受偿”的强烈信号。
围绕资源能源领域，五年来审结涉资源能源一审案件31.1万件，2025年涉矿刑事、行政案件收案量较2021年分别下降26.2%、30.2%。
在保障民生方面，依法妥善审理供用电水气热纠纷，服务群众温暖过冬、安居乐业。
与此同时，司法也更加注重以法治方式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通过发布典型案例强化对产业转型升级与创新发展的规则供给，例如上海法院办理长江口码头公司绿色重整案，实现企业再生、生态保护与债权人利益统筹兼顾，体现“保护与发展并重”的裁判取向。
对策——以最严密法治织密制度网络，向新型犯罪与重点领域精准发力。
最高法表示，将持续完善规则供给与协同治理机制：一是与相关部门联合发力，针对第三方环保服务机构弄虚作假、涉机动车环境监管、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等开展专项整治，以“全要素、全环节、全链条”惩治破坏生态环境违法犯罪。
二是强化生物多样性保护，落实国家战略，出台保护野生动物资源司法解释，发布生物多样性司法保护专题报告和指导性案例，并与国家林草局等部门开展非法捕猎贩卖鸟类专项行动，发布涉鸟类保护刑事典型案例。
三是对新型犯罪保持高压态势，对利用无人机实施“坠箭”非法狩猎等行为依法从严惩处，通过明确裁判规则、加大惩治力度，形成震慑效应。
四是服务保障重点国家战略，依法惩治非法捕捞等犯罪，支撑“长江十年禁渔”，并加强古树名木司法保护，贵州法院审理盗割约2600年“古楠木王”案件即体现了对生态“活文物”的系统守护。
五是守牢生态安全底线，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守生态保护红线，维护土地、粮食、生物、核与辐射安全；与最高检联合发布破坏黑土地司法解释，配套发布保护农用地、惩治破坏耕地犯罪典型案例，强化对国家粮食安全基础的司法支撑。
前景——从“个案裁判”走向“规则引领”，生态治理法治化将更重系统协同。
随着绿色转型向纵深推进，生态环境治理将从末端治理更多转向源头预防与全过程管控。
最高法相关工作显示，环境资源审判正在强化对跨区域、跨部门、跨链条问题的统筹治理能力，并通过公益诉讼、生态修复责任承担、企业绿色重整等方式，推动形成“行政监管—检察监督—司法裁判—社会参与”协同格局。
可以预期，围绕新技术条件下的非法狩猎、固废跨境跨省转移、第三方服务造假等领域，司法规则将进一步细化，裁判尺度将更趋统一，促使守法成本更低、违法成本更高。
"十四五"时期，人民法院在生态环保领域的司法实践充分证明，法律制度的完善与执行的有力相结合，能够有效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推进。
从传统的环境污染案件到新型的无人机狩猎犯罪，从宏观的生态系统保护到微观的古树名木守护，司法机关以实际行动践行了绿色发展理念。
展望未来，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深化，法律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以及执法部门协作机制的不断优化，我国必将在建设美丽中国的道路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为子孙后代留下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的美好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