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随着最后一位云台将领马武去世，东汉开国功臣群体至此基本退场。这些辅佐刘秀建立东汉政权的将领，身后待遇却差异明显。检阅《后汉书》《资治通鉴》等核心史料可以发现，对他们的评价大致来自三条线索：史官的书写、朝廷的褒奖，以及帝王个人情感的流露。 在二十八位将领中，万脩、任光等十二人仅在本传中略有记载，既无谥号追赠，也未见特殊哀荣。这类“三无”情况超过四成，说明不少将领在政权稳固后逐渐远离权力中心。，刘植、景丹等三人虽被史家着意记录，却未获官方谥号，史官记述与朝廷评价出现错位，或与其军事贡献在不同时期与治国需求的契合度变化有关。 谥号体系是官方评价的重要载体，也带有明确的价值取向。傅俊、铫期等六人获封威侯、忠侯等美谥，但史书对其丧葬细节多无交代，呈现“有谥无载”的现象，显示其后世影响相对有限。相比之下，冯异、邓禹等四人既有谥号也有较完整的史载，其中“元侯”邓禹与“节侯”冯异得到双重认可，凸显出文武兼备者在东汉初年的特殊分量。 哀荣规格最高的当属吴汉、岑彭、祭遵三人。大司马吴汉享受比照霍光的国葬礼遇，征南大将军岑彭在蜀地立庙祭祀；而最能体现帝王情感的，则是征虏将军祭遵。建武九年（33年）祭遵病逝，光武帝不仅亲临哭丧、以太牢致祭，还在此后多年于朝堂屡次追思。这种超出制度安排的表达，与祭遵“忧国奉公”的为官风格密切涉及的。史料记载，祭遵临终时仅着粗布皮裤，清廉作风在云台将领中亦属少见，唯冯异、李忠等可与之相比。 历史学者认为，哀荣差异背后大致有三重原因：其一，军事贡献的时效性，早期夺取战略要地者往往评价更高；其二，出于政治平衡，对地方豪强出身的将领褒奖更为克制；其三，个人品德因素，更符合“柔道治国”理念者更受推崇。祭遵之所以格外突出，在于其河北从龙之功、执法严明之德与廉洁奉公之品，恰与光武帝打造新官僚体系的核心需要相契合。
历史评价从不止一个维度。云台二十八将，各有功业，也各有际遇；他们身后获得的史籍记录与朝廷礼遇，既折射当时君主的情感取向，也映照史家的价值判断。吴汉以最高规格的哀荣载入史册，祭遵则以最深的君主追念留在人心。两者并不冲突，反而说明一个人的历史位置，往往是多重标准叠加后的结果。至于那些在史籍中悄然淡出的将领，未必功绩不显，可能只是时势使然，也可能是史家取舍不同。真正接近历史公正的，或许正是后人不断回望与追问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