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聊起富山藩和汉籍、汉学之间的那点事儿，还得从战国大名跟书本互相看不顺眼的年代说起。谁能想到，在富山这片土地上，大名竟然能把手边的兵器放在一边，把“书”当成和城墙上的装饰一样重要的东西来收藏。初代藩主前田利次一上任，就把这事儿给干成了。从那以后，这座原本号称“药城”的小城，因为广德馆的存在，硬是成了幕末明治时期研究中国学问的重地。 时间拨到1679年，前田正甫把目光投向了江川七日市，在那儿弄了个叫“若狭书院”的地方，把朱子学的风给吹进了富山。等到三代藩主前田利保掌权时，他大手一挥把这书院升级成了正式的藩校，“广德馆”这个响亮的名字也就定了下来。“兵库有兵学，富山有汉学”，这句在江户后期流传的老话，正是对这种文化格局的生动写照。 历代的藩主不仅是给钱支持学校，还得亲自出马给学生上课。利保那个时候，每月雷打不动地去听老师讲“四书”；到了利与这一代，选拔武官的标准甚至直接变成了要懂得经史。就这样，广德馆成了幕末时期唯一一家由武士家族开办、却以文化教育出名的学校。 1730年，广德馆搬到了富山城三之丸旧址那边。青砖围起来的院子里藏着书院、藏书楼和试场这三进大宅子。旧书志上写着，门口有座石桥跨在溪水上面，流水的声音叮咚作响像弹琴一样好听，当时的人都管这儿叫“琴溪书院”。现在拿老地图跟现在的公园一对比，发现当年的老建筑位置和现在的古井、石灯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这给后人复原那个古老的校园提供了很直观的参照物。 翻到课程表里看看，孩子八岁就得进馆念书，先学《孝经》，接着是《论语》，再把《大学》《中庸》通通透透；到了十五岁就要再加上《诗》《书》《易》《礼记》。每月的初一十五，藩主还得亲自过来考个试。 江户后期，富山城里头出现了一种很特别的玩意儿——“卖药版画”。那些药铺的招牌除了卖药还兼卖俳句的小册子呢。印刷这些小册的工坊就在广德馆旁边。馆里的师生们也喜欢自己动手编教材：《本草通串》配上手绘的图谱；《东渠公诗集》是把藩内官员的诗作都收录进来的；还有用活字版把宋元旧本重新校勘出来的《曾子孝实》，这都算是后来那些“富山本”的开山之作。 前田利与当政的时候，有个叫市河宽斋的儒者特别喜欢杜甫的诗，他自嘲是个“愚得”，手不停地抄了十卷《读杜诗愚得》，注释写得细如发丝。利保看了以后大为赞赏，亲自提笔题了个签子送给了他，这就把杜甫变成了富山汉学里的“第一先生”。 利保晚年的时候，门下的弟子们把从唐宋到宽政年间的诗整理成了一百卷的《越中古今诗钞》。这本书不光收录了当地的作品，还特别看重“地缘”，结果富山本地的诗人占到了三分之一的分量，被看作是地方文献研究的鼻祖之作。 广德馆最鼎盛的时候藏书多达上万卷，分作经、史、子、集四个阁子存放着。1871年废藩置县以后，这些书被分散到了县立图书馆、各个中学还有私人的藏书楼里去了。书页里剩下的“内家文库”“敬斋所藏”这些印章成了追踪它们踪迹的线索。 后来在“沙蟹堂藏书”的印章下面找到了明朝沈周的《落花诗册》；“前田邦宁”的印子出现在了宋刻《史记》的残页上；而“新川县教员讲习所”的印则把广德馆跟富山大学之间的百年联系给串了起来。那些无声的印章就像是史书一样，记录下了书籍在幕末的战火、明治时期的废书运动还有关东大地震中所经历的种种坎坷。 东北大学特藏室最近公开了不少前田家的文书资料，里头有利保亲笔批注的《论语》墨迹、1850年的俳句比赛试卷等等这些第一手的视觉材料。作者利用图像识别技术把广德馆的藏书印章进行了数字化分类，建立起了一个“富山藩书籍流动数据库”。用户只要输入一个印章的关键词就能查到某本书从广德馆搬出去以后的去向和路线。传统的目录学研究现在也算是有了数字技术的助力。 虽说广德馆最后随着废藩置县没了踪影，但那股“汉籍和书”的传统却一直没断。内山家柳原的文库一直延续着对俳句的研究；德富苏峰用汉文写下了《不如归》，把女性解放的话题写到了近代日本的历史里；篁牛人更是把《本草纲目》翻译成了日文，让中国的古典文化在药理实验室里又重新焕发了生机。书籍跨过了城垣与时代的界限继续流传下去——就像当年前田利次把书和城墙上的装饰摆在一起一样——只要知识落到了实处生根发芽，总会在不经意间开出新的花、结出新的果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