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香港司法机关就中国恒大集团清盘有关诉讼披露最新进展；香港高等法院信息显示，香港上诉法庭驳回恒大集团董事局前总裁夏海钧就全球玛瑞瓦禁令（Mareva Injunction）提出的上诉许可申请，相关禁令继续有效：其一，限制其香港司法管辖区内不得转移最高达600亿港元的资产；其二，不得处置其位于香港柏傲山物业出售所产生的收益；同时，法院亦不允许其以“口头聆讯”方式再次申请复议。该裁定意在维持诉讼期间的资产保全，确保后续判决或清盘追偿具备可执行基础。 问题在于，清盘程序推进中，如何防止涉案人员通过跨境转移或折价处置资产，导致债权人及相关利益方追偿落空。根据公开信息，恒大清盘人于2024年3月以公司名义对许家印、夏海钧及恒大集团前财务总监潘大荣等提起诉讼，核心诉求包括追讨约60亿美元被认为“不当”的股息与酬金，并在后续程序中追加相关人员及关联实体为被告，同时向法院申请全球玛瑞瓦禁令。此类禁令是跨境诉讼中常见的保全工具，强调“先保全、后审理”，通过冻结资产降低规避执行风险。 从原因看，法院采取并维持强约束保全措施，通常与对“资产流失风险”的判断有关。公开报道显示，在恒大重整及清盘相关程序期间，夏海钧曾处置香港住宅物业：2024年6月，其位于香港柏傲山的住宅以约8200万港元成交。该物业购入于2019年，购入价约1.6亿港元。清盘人认为，在诉讼推进阶段出现较大折价出售，可能增加资金转移和规避追偿的风险，因而申请冻结相关收益并限制资产处置。上诉法庭此次拒绝给予上诉许可，表明法院对现有保全安排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判断并未发生变化。 继续看，该事件折射出房地产业务高杠杆扩张后风险出清的复杂性。恒大作为曾经规模较大的房企之一，其债务处置、项目交付、资产盘活与法律追偿相互交织。对清盘人而言，追索被认为存在争议的股息与酬金安排，是清盘追偿的重要路径之一；对司法机关而言，关键在于通过程序性工具保证审理结果能够执行，避免出现“胜诉但难执行”。 影响层面，第一，维持全球玛瑞瓦禁令有助于稳定清盘程序预期，向市场释放“依法保全、依法追偿”的信号，降低涉案资产被快速处置、跨境转移带来的不确定性。第二，对其他涉及跨境资产、复杂股权与信托安排的公司治理纠纷而言，具有一定参照意义：一旦进入清盘或重大诉讼阶段，资产披露是否充分、行为是否合规，会直接影响法院风险评估以及保全措施的力度。第三，也对企业高管形成提醒——当公司财务真实性与信息披露受到质疑时，薪酬、分红等安排可能面临更严格的法律审查。 对策上，一是依法推进信息披露与资产申报。跨境资产结构往往较复杂，如当事人拒不披露或披露不充分，容易被法院认定存在规避执行风险，从而触发更严格的禁令或限制。二是清盘程序各方应加强协同，在法律框架下做好资产追踪、证据固定与执行安排，提高追偿效率。三是从公司治理与监管角度，持续完善对上市公司财务报告、重大分红以及高管薪酬激励的审慎约束，推动“权责匹配、信息透明”的治理机制落地，减少风险暴露后追偿难、执行难。 前景上看，随着清盘诉讼推进，围绕财务报表批准责任、分红与薪酬合理性、关联方交易与资金流向等关键事实的举证与认定，将成为后续审理重点。若清盘人能够形成较为完整的证据链，并在执行层面获得跨境协作支持，追偿空间或将进一步打开；反之，若资产分布高度分散、结构安排更为隐蔽，程序周期可能被拉长。总体而言，此次裁定延续了“先保全后审理”的思路，也为后续实体审理与执行奠定基础。
恒大集团清盘诉讼涉及数百亿元资产，牵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司法管辖。夏海钧案件的最新进展，不仅关系到恒大债权人的权益保护，也折射出我国跨境资产追讨、反避债机制建设上的现实需求。香港法院的做法为类似案件提供了参照，但要实现资产的有效冻结与追回，仍需继续加强国际司法协作，完善信息共享机制，补上通过信托、代理人等方式规避追偿的漏洞。这对于维护金融秩序、保护投资者权益具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