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戏剧创作中，如何让传统故事框架与当代观众产生共鸣，是创作者绕不开的课题。胡雪桦在改编这部作品时，正是在这个思路下做出了关键调整。原作《马耳他之鹰》是美国作家达希尔·哈米特的经典硬派侦探小说，1941年被改编为同名电影，由亨弗莱·鲍嘉主演。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编剧李胜英曾据此创作舞台剧本。但这个发生在美国的故事，与当下中国观众的生活经验仍有距离，情感连接并不容易建立。胡雪桦认为，戏剧的意义之一在于让观众在剧场里共同经历一段时间、一场故事，因此作品需要与观众的现实情绪和历史经验发生联系。基于这一判断，创作团队进行了本土化改编：将故事背景移至三十年代上海，把叙事核心从美国侦探案件转为围绕圆明园马首展开。这并非简单的“换个地点”，而是经过审慎权衡后的艺术选择。三十年代的上海正处于现代文明快速生长的阶段，也是产业、制度与多股力量交织的城市。1921年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足见其在当时社会结构与现代性条件中的特殊位置。更重要的是，上海本身具备侦探叙事所需的土壤：租界制度、多元势力、警察系统、各方周旋，让“现代性”“欲望”“规则”“权力”“交易”等概念能够转化为可见的戏剧张力。圆明园马首的加入，则让故事获得更深的历史回声。根据公开资料，圆明园十二生肖兽首在1860年后流散各地。马首在2007年前后通过拍卖进入公众视野，后由何鸿燊以约6910万港币购得并在澳门展出；2019年捐赠给国家文物主管部门，2020年12月1日回归圆明园。它的流散与回归，不只是文物流转的路径，也折射出一个民族处境与精神状态的变化。将这一真实历史线索纳入舞台叙事，能够与当代观众形成更细腻的情感互动，并引出对博物馆、文物流通、权力与欲望等现实议题的思考。舞台呈现上，胡雪桦强调对“真”的追求。他希望在作品中建立一种兼具电影流动感与舞台写意性的戏剧风格。在这部作品里，马首不只是道具，更像一个具有生命力的角色。中文里关于马的表达极为丰富——万马奔腾、一马当先、马到成功——这些文化积淀让马首天然带有象征意味。因此，道具组、舞美等各创作部门都需要以“人物”的标准来对待这一核心元素。作品的核心命题是“假马首造成真人的死”。这一设定指向文明进程中的隐痛：当物质文明推进时，谎言与贪欲如何滋生，人的底线又如何在一次次选择中被打破。胡雪桦认为，好的作品应让观众产生共鸣与共情，并在离场后仍愿意思考。虽然这是一部贺岁剧，但不应被简化为消遣，而应追求“有分量的贺岁”——笑声里有辛酸，泪水里也有喜悦。创作实践中，胡雪桦同样强调整体协作。他用“船长”来比喻导演的角色：导演像船长，但航行离不开大副、二副、机轮长、水手长等岗位的系统配合。舞台艺术亦然，演员、舞美、灯光、音乐等部门必须紧密联动。一部戏的成败不在某一环节的亮眼，而在整体的协调与统一——艺术最终靠整体发声。
一件文物的回归，既关乎历史记忆的修复，也映照现实社会的心态与秩序。当舞台把“马首”写成一个有生命的符号，把“真假”写成对底线的追问，观众在两个小时里得到的就不只是悬念与笑声，也会多一层对欲望与规则、文明与人性的再思考。真正“有分量”的节庆表达，或许正是在热闹中留出沉静：让人看完之后，愿意把几个问题带回生活，继续追问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