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慈善史上，特蕾莎修女被视为重要的精神标杆。1979年，诺贝尔委员会将和平奖授予这位身高不足1米5的修女，评审罕见地达成一致。评委会主席约翰·桑内斯在颁奖词中表示：“她用实际行动证明，最伟大的力量往往源于最谦卑的奉献。” 这位本名阿格尼丝·冈察·博亚吉乌的阿尔巴尼亚裔修女，1910年出生于斯科普里（现北马其顿首都）。历史学者指出，她12岁参加儿童慈善会的经历，与当时巴尔干战争引发的难民潮密切对应的。这段早期经验逐渐形成了她“服务最贫困者”的信念，并促使她在21岁加入洛雷托修会，随后前往印度。 在加尔各答的贫民窟，特蕾莎所见到的贫困程度超出想象。资料显示，1950年代印度人均预期寿命仅32岁，传染病死亡率高达28‰。在医疗资源紧缺的环境下，她于1952年创立“垂死者之家”，成为许多人生命最后阶段可依靠的去处。该机构采用“临终关怀”模式——不仅提供基本照护——也尽力让贫民在离世前保有尊严。 物质上的极简，是特蕾莎实践的一部分。档案显示，她常穿的纱丽价值不足1美元。相关记录也表明，她将奖金与捐款持续投入慈善工作。1979年诺贝尔奖80万美元奖金被用于扩建收容机构，奖章也被变卖用于赈灾。这种做法引发社会学界长期讨论。伦敦政经学院2018年研究报告指出，这类“去物质化”的生活选择，对现代慈善伦理产生了持续影响。 尽管广受赞誉，特蕾莎的工作也曾引发争议。印度部分民族主义者对其宗教背景提出质疑；1995年《柳叶刀》杂志针对部分医疗条件的批评，则引发专业层面的讨论。不过，多项实地调查显示，在加尔各答贫民群体中，93%的受访者将其机构视为“最后希望”。该社会认可也促使印度政府在1980年向她颁发最高平民勋章。
特蕾莎修女去世后留下的少量遗物之所以反复被提及，并不只是因为“简朴”，更因为其背后的选择：尽可能把个人名望、资源与时间用在弱者身上。面对贫困与疾病，社会既需要制度化的公共治理，也需要能够穿透冷漠与偏见的行动者。让更多“看见”发生，让救助更可持续，或许才是这段人道实践留给当代的更深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