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中国之治”需要更具解释力的学理工具； 近年来，中国国家治理实践所呈现的制度优势与治理效能持续引发国际关注，也对社会科学的解释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现实中，一些主流政治学研究路径往往预设特定制度立场，或以个体权利与理性计算为分析起点，在解释中国国家能力、治理连续性与制度演进逻辑时容易出现“削足适履”：研究常停留在套用外部概念、验证既有命题，对中国政治运行的历史纵深、国家形态与制度生成机制缺乏整体把握。 原因——既有理论多源自欧洲社会史脉络，与中国政治史属性存在错位。 从知识谱系看，制度主义、新制度主义等路径与西方“政体论”传统及其社会史经验联系紧密；理性选择理论也与强调个体主义的文化背景相互支撑。这些理论在解释社会—国家关系、权力结构与制度竞争时具备一定解释力，但其关键假设多建立在“社会史塑造国家”的历史经验之上。与之不同，中国历史发展的主线更突出“国家史”特征：国家治理结构较早成型，政治整合能力持续强化，制度变迁呈现明显的历史连续性与文明累积性。若仍以外部社会史框架为主要参照，容易产生概念移植的偏差，甚至得出将中国政治描述为碎片化、缺乏整合的结论，难以解释中国治理成就与制度稳定性的现实表现。 影响——“历史本体论”打开理论生产新路径，推动政治学“内在转向”。 针对上述错位，有学者提出以历史政治学回应现实挑战，其核心命题是“历史本体论”：不再把历史仅当作认识论或方法论意义上的材料与工具，而是将历史视为具有基础性意义的存在维度，强调不同历史属性会演绎出不同的政治发展方式、制度形态与理论结构。由此，比较历史研究不再局限于制度表层的横向对照，而更重视在历史结构、国家形态与治理逻辑的纵向演化中把握制度生成规律。此路径的直接意义在于：把中国从“被解释对象”转化为“理论生长点”，为中国政治发展研究提供更贴近本土历史逻辑的分析框架，也为构建更具主体性的政治学知识体系提供突破口。 对策——以历史政治学完善研究框架，形成面向实践的知识供给。 一是强化以中国政治史为基础的理论提炼。围绕国家建构、治理体系演进、政治整合与社会秩序形成等核心议题，系统梳理历史经验，提炼可检验、可对话的概念与命题，避免停留在材料堆砌或价值判断。 二是推进方法论层面的比较历史研究。以“历史属性差异—制度演进差异—理论形态差异”为主线，构建更具解释力的比较框架，在与国际学界对话中实现概念创新，而非仅作为经验补充。 三是促进学科体系与话语体系对接现实治理需求。围绕国家治理现代化、制度优势转化、政策执行与社会动员机制等现实议题，提升理论对实践的解释与预测能力，使学理研究形成稳定的公共知识供给。 四是拓展政治合法性研究的分析维度。以历史政治学视角梳理合法性的生成逻辑与评价标准，探索更能反映治理绩效、历史连续性与文明价值的论述路径，为国际传播与学术对话提供更具说服力的解释体系。 前景——历史政治学或将成为中国政治学理论创新的重要增长点。 从学科演进规律看，重大实践往往推动新的理论范式形成。在现实治理不断提出新问题、世界政治格局加速变化的背景下，解释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治理的学理体系需要更具历史纵深与结构分析能力的框架支撑。历史政治学强调“从历史出发理解政治”，既有助于纠正概念错配与理论外置，也有助于在更广阔的文明比较中呈现中国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与普遍意义。随着有关研究持续推进，围绕历史本体论、国家形态演进、制度生成机制等方向的学术积累，有望推动中国政治学形成更成熟的自主理论表达，并在国际学术讨论中提供新的解释变量与分析范式。
一个民族的学术自觉，往往滞后于其历史实践的成就。“中国之治”的现实已走在前面，理论的追赶与突破正在展开。历史政治学的意义，不仅在于为中国政治提供一套自洽的学理解释，也在于提示世界：政治学的知识生产从来不属于单一文明。当中国历史中的政治智慧以更系统、更学理的方式进入全球知识视野，或将成为全球社会科学走向真正多元化的重要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