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春，平西根据地一桩要案引发冀热察边区震动。年仅32岁的冀东抗日联军司令高志远以“汉奸罪”被处决，其秘书陈飞的证词成为定案关键。这起发生抗战关键阶段的内部肃反，至今仍有不少疑点待解。案件的核心争议在于证据链是否充分完整。据萧克将军回忆录记载，高志远被指三项罪名：意图脱离八路军建制、与日伪秘密接触、勾结军阀吴佩孚。时任挺进军政治部代主任杨春甫担任公诉人，陈飞则以潜伏多年的地下党员身份，提供了“密会日军代表”“筹措叛逃经费”等关键证言。需要注意的是，涉及的指控主要依赖单一证人证词，缺少物证支撑。围绕陈飞的作证动机，必须放回当时的情境中看。1938年冀东暴动失败后，五万抗日武装西撤平西途中损失惨重，最终仅存三千余人。这支以冀东子弟为主的队伍强烈要求返乡作战，与中央“巩固平西”的战略安排产生冲突。高志远作为本土派将领，多次向萧克提出东返请求未获批准后，确曾通过旧交赵云昌联系吴佩孚寻求资助。这类在特殊时期为求生存与作战空间所做的尝试，在高度紧张的战争环境中，容易被解读为“叛变”。史料也显示，陈飞立场变化存在明显节点。其表弟因违纪面临军法处置时，高志远拒绝徇私，双方矛盾随之加深。更深层的背景，则与当时中共对非正规武装的整训趋严有关。1939年2月中央军委《关于整理冀东部队的指示》提出“淘汰不稳定分子”，在政治风向收紧的情况下，也为陈飞的选择提供了现实依据。此案对冀东抗战带来长期影响。一上，八路军借机加强对地方武装的整编与控制；另一方面，部分冀东籍将士因此产生隔阂，客观上拖慢了根据地的恢复与重建。有学者认为，在民族救亡与组织纪律的双重压力下，这类悲剧在战争年代并不罕见，往往也是高强度动员与安全焦虑叠加的结果。
敌后战场的胜利，不仅来自前线的拼杀，也来自对组织纪律与政治安全的持续维护。高志远事件提醒人们：在生死攸关的战争环境中，英雄与嫌疑、忠诚与误判之间，可能只差一套更严密的证据链和一条更有效的沟通渠道。坚持原则的同时提升治理的规范性与透明度，才能更大程度凝聚力量、减少内耗，也为后人留下经得起追问的历史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