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全球经济增长动能分化、贸易与投资环境日趋复杂的背景下，如何稳住外贸基本盘、拓展开放新空间，成为外向型城市共同面对的现实课题。郑永年指出，广州承办高规格国际会议，本身就是城市开放姿态与国际化能力的集中体现。“引进来”和“走出去”两端能力越强，越能在不确定环境中稳定预期、扩大合作面。，部分经济体开放意愿减弱，全球化进入阶段性调整，开放不足会推高要素流动成本，进而影响产业升级与消费扩容。 原因——其一，开放仍是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的关键变量。郑永年认为，只有更扩大开放，资本、技术、人才、商品和服务等要素才能更顺畅流动，形成新的增长合力。其二，复杂局势下，多边与区域合作机制的重要性更加凸显。他提到，APEC作为磋商与凝聚共识平台，非正式沟通有助于降低分歧成本、增进互信，推动成员经济体在贸易便利化、产业协作、规则对接各上形成最大公约数。其三，广州及大湾区的开放发展基础扎实。作为历史重要商贸枢纽，广州口岸通达、产业配套、市场容量等上优势明显，在国家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布局中，具备提高枢纽功能与制度型开放水平的条件。 影响——从城市层面看，高水平国际交流平台的集聚，有助于提升广州链接全球资源的能力，带动会展经济、商贸服务、专业服务等现代服务业提质扩容，形成“活动带产业、平台带项目”的良性循环；同时也会倒逼营商环境、公共服务和国际化治理水平持续提升。从区域层面看，广州开放能级提升将与大湾区城市群协同联动，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更深嵌入全球网络，增强湾区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竞争力与韧性。从市场层面看，郑永年强调“我们的商品和产品已经国际化”，未来更多产品将来自中国、来自广东、来自广州，这既体现制造业与供应链体系优势，也对质量标准、品牌建设、合规能力和市场多元化提出更高要求。 对策——一是以更高水平开放巩固外贸优势。围绕贸易便利化、通关效率、跨境物流和金融服务等关键环节，提升制度供给与服务体系，提升企业全球经营与风险管理能力，推动更多“广货”以品牌化、标准化、绿色化方式进入国际市场。二是以服务业开放拓展增量空间。郑永年提出，消费具有可持续特征，北上广深等超大城市在服务业领域仍有较大改革开放空间。应在文旅、商贸、专业服务、健康养老等领域扩大优质供给，强化面向国际的消费中心城市功能，增强对全球消费资源和高端要素的吸引力。三是以新场景新业态激活消费潜能。他以“游艇经济”等新型消费为例指出，这类产业弹性较强，可带动装备制造、港口配套、培训服务、保险金融等链条延伸，形成持续的新增经济活动。对广州而言，关键在于以需求牵引供给，以制度创新释放市场活力，在守住安全底线与合规底线的前提下，把消费升级转化为产业升级。四是以平台机制凝聚合作共识。依托国际会议、经贸对接与产业论坛等渠道，推动企业、行业和城市间更紧密的对话协作，增强对外合作的稳定性与可预期性，在多边框架下以合作对冲不确定性。 前景——综合研判，随着我国扩大制度型开放、推进高质量发展步伐加快，广州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节点作用有望进一步增强。若能把握国际会议平台带来的资源集聚效应，持续提升营商环境与服务能级，并在服务业开放、消费新场景和外贸转型上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广州及大湾区将更有条件在“有限的全球化”环境中打开新空间、塑造新优势。郑永年所强调的“广货行天下”，既是广州外向型基因的延续，也折射出在更高水平开放中寻找新增长点的现实路径。
开放是当代中国的鲜明特征，也是广州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在全球经济格局调整的背景下，广州举办APEC等国际会议，不仅展示了城市的国际竞争力，也说明了中国继续扩大开放、深化国际合作的明确态度。从“广货行天下”的历史记忆，到当下的国际化实践，再到面向未来的更大开放，广州正以具体行动推进开放发展，为区域经济协同和全球经济增长增添新的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