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利用率下滑，固废"无家可归"困局持续加剧 全国政协十四届四次会议召开之际，工业固体废物综合治理问题再度引发代表委员广泛关注。 数据显示，2023年、2024年全国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分别为42.8亿吨和44.7亿吨，综合利用量分别为25.7亿吨和26.5亿吨，未综合利用量由17.1亿吨增至18.2亿吨，综合利用率从60%降至59%。一年间，新增逾1亿吨固废无法得到有效处置。 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的报告深入显示，仅纳入统计的315个城市，2023年一般工业固废产生量就达38亿吨，占固废总量的40.8%，主要包括尾矿、粉煤灰、煤矸石、冶炼废渣和炉渣。 全国政协委员、民建山西省委会主委、太原科技大学应用科学学院教授李俊林直言："我国工业固体废物种类繁多、产生量巨大，近年来未综合利用量逐年攀升，遏制该趋势十分必要。" 二、原因：责任主体缺位，利用企业动力不足 政策持续出台，利用率却不升反降——面对这一矛盾，李俊林指出，核心问题于产废主体责任尚未真正落地。 2020年修订施行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六条明确规定，国家建立健全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推动生产者落实废弃产品回收处理等责任。但法律条文执行仍面临现实困境。 李俊林分析，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对大量产废企业而言，固废不过是主业生产的副产品。以火电企业为例，核心考核围绕发电效益展开，固废处置既无考核压力，也缺乏资金支持，自然难以得到重视。二是从事固废综合利用的企业普遍面临投入大、利润薄的困境，市场积极性不足，难以形成可持续的商业模式。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责任落实的"最后一公里"。李俊林指出，部分企业在项目审批阶段承诺妥善处置固废，项目投产后便将承诺搁置一旁。"没有考核就没有压力，没有压力就没有动力，这是当前固废治理的关键症结。" 三、影响：数据分散制约治理效能，信息孤岛亟待打破 除责任机制缺失外，信息管理碎片化同样制约着固废治理效能。李俊林指出，我国工业固废数据分散于不同产业、企业及管理部门之间，缺乏统一整合，导致固废的产生规模、分布状况、成分构成及利用潜力难以全面掌握，政策制定与资源调配均受到较大影响。 这一现状不仅削弱了政府监管的精准性，也使产废企业与利用企业之间的信息对接不畅，固废资源的市场化流通受阻，进一步压缩了综合利用的空间。 四、对策：多措并举，构建固废治理长效机制 针对上述问题，李俊林提出了系统性治理建议。 在信息基础设施上，他建议建立工业固废大数据库，同步推行"固废资源普查"制度，实现对固废产生、污染、运输、处理、利用全流程的信息化追溯，打破信息孤岛，摸清固废"家底"。他认为，这一举措还能从源头规范企业产品设计，推动固废减量化与资源化。 产业布局上，李俊林建议以高效低碳为原则，科学规划建设工业固废综合利用产业园，固废集中产生地区打造综合利用产业集群，以规模效应降低运输成本，推动工业固废从"低效、低值、分散利用"向"减碳、高值、规模利用"转变。 在市场机制上，他强调应以技术创新和先进标准为引领，持续开拓固废利用的新应用场景，同时创新绿色金融工具，发挥市场力量，促进工业固废循环经济健康发展。 五、前景：国家战略部署提供政策支撑 固废综合治理已被纳入国家战略层面兼顾。"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实施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行动"，国务院印发的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行动计划要求，到2030年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达到45亿吨。 李俊林表示，希望在美丽中国建设进程中，切实将工业固废综合利用工作抓实抓细，严格落实生产者责任延伸制，推动固废管理走向科学化，加大对综合利用园区建设和涉及的资金的支持力度，持续提升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水平。
工业固废治理不是单一环节的管理问题，而是涉及责任制度、产业结构、技术创新与公共治理能力的系统工程；把责任压实、把数据打通、把产业做强，才能让固废从"无家可归"走向"资源归位"，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生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