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全球跨境投资趋于谨慎、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的背景下，稳外资面临多重挑战。一上，部分经济体加码本土产业政策与投资审查，全球资本安全、成本与市场之间重新权衡；另一上，外资企业更加关注政策透明度、准入便利度、经营可预期性以及公平竞争环境。如何在扩大开放的同时提升制度供给质量、在竞争中增强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成为稳外资工作的现实课题。 原因：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外资结构也在加快调整。传统制造领域更看重综合成本与供应链韧性，新兴产业与现代服务业更看重规则对接、数据与人才要素配置、专业服务供给和场景开放。此外，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突出，但部分服务领域的开放节奏、试点落地效率、企业获得感等仍有提升空间。外资企业的诉求也从“能进入”转向“能经营、能发展”，要求在准入、准营、监管、权益保护等环节形成更顺畅的闭环。 影响：优化外商投资支持政策，有助于增强外资企业在华深耕的信心与确定性，进而带动资本、技术、管理经验和高端要素集聚。对外资企业一视同仁，支持其参与提振消费、政府采购和招投标等活动，将推动形成更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促进供给侧提质和需求侧扩容。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开放，有利于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提升产业链附加值与创新效率，也将为教育、医疗、电信等领域的供给优化与服务升级拓展空间。 对策：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着力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深化外商投资促进体制机制改革，持续擦亮“投资中国”品牌，并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政策层面将继续用好关键抓手：一是落实境外投资者以在华取得的利润直接投资税收抵免等措施，引导利润再投资形成“资金—项目—产业”良性循环；二是更好发挥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的导向作用，推动外资投向高技术、绿色低碳、现代服务业等重点方向；三是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聚焦企业关切改进服务；四是在已开放领域着力解决“既准入又准营”问题，提升制度执行一致性和监管协同性，增强企业经营便利度与可预期性。 同时，我国将打造形态多样的开放高地，稳步优化调整自贸试验区区域布局范围，为先行先试拓展空间、丰富载体；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开展更广领域、更深层次、更大力度的制度型开放试验。结合各地比较优势，支持自贸试验区在新兴产业重点领域开展全产业链集成创新，加快推进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示范工作，并落实国家级经开区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通过平台载体叠加政策试验，提高开放效能与改革协同。 前景：随着我国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快服务业开放试点落地，吸引外资将从“政策供给”进一步转向“制度竞争力”。可以预期，未来外资在华布局将更注重高端制造、研发创新、数字服务、绿色能源与现代物流等领域，项目形态也将更多体现“研发—制造—服务”一体化趋势。开放高地的先行先试与全国范围的制度完善相互衔接，有望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推动外资稳定存量、扩大增量、提升质量，更好服务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与高质量发展。
从“超大规模市场”到“制度型开放体系”，中国正通过系统集成的改革举措提升全球投资吸引力。当跨国企业在华发展从政策红利转向制度红利，这场对标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提升行动，或将重塑后疫情时代全球价值链的分工格局。（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