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固体废物增长与环境风险交织，治理体系面临多重考验；近年来，工业固废如赤泥、磷石膏、尾矿等产生量大、成分复杂，若处置不当易引发重金属迁移、渗滤污染和二次扬尘等风险；城市污水、填埋场渗滤液及高浓度工业废水处理同样承压，既要达标排放，更要兼顾能耗与成本。另外，环境治理从末端管控向系统治理转变，对规划评估、模型预测和风险预判能力提出更高要求。 原因：难点集中“三个不匹配”。一是不少固废“可用”与“好用”之间存在技术鸿沟，稳定化、无害化与规模化利用工艺尚需系统优化；二是水处理环节在污染负荷波动、药耗能耗约束与稳定运行之间难以兼顾，导致工程端对高效、低耗、可复制工艺的需求日益迫切；三是治理决策中，政策目标、经济约束与环境效益之间的量化评估不足，缺少能够贯通大气、水体、生态与健康风险的综合模型支撑，影响项目投资与路径选择的科学性。 影响：上述矛盾若长期存在，将制约绿色低碳转型的“资源端”和“治理端”共同推进。一上，固废资源化利用不足会加剧土地占用与环境隐患，错失再生资源替代的减排空间；另一方面，水处理效能与稳定性不足可能带来达标风险与运行成本攀升，增加地方财政与企业负担；宏观层面，缺乏系统化评估与动态模拟，容易导致治理投入分散、项目重复建设或关键风险被低估，影响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对策：以协同攻关打通“材料—工艺—工程—管理”链条，形成可转化、可推广的综合解决方案。固废资源化及环境风险控制方向，通过对赤泥、磷石膏、尾矿等固废的成分调控与产品化路径研究，推动绿色低碳建材配方与性能优化，并围绕废铅酸蓄电池回收构建闭环技术体系，提升资源回收效率与过程安全性；在污泥处理上，探索深度脱水调理剂配方与填埋、焚烧、热解等处置路线比选，服务地方不同约束条件下实现“减量化、稳定化、无害化”。同时，结合环境流体数值模拟，面向污水厂水质演变与新型装置运行机理开展预测分析，并引入数据驱动方法提升运行诊断与调控效率，力求在工程端实现可操作、可迭代的优化。 固废处理及其资源化方向则更强调工程落地与产业验证。对应的团队围绕固废减量化与稳定化开展技术研发，在城市污水一级强化处理中应用生物絮凝剂，推动有机污染物去除效率提升；在高浓度工业废水场景中，通过工艺优化提高处理后回用比例，服务企业节水降耗；在地表水除锰上形成稳定达标工艺路线；针对渗滤液处理，构建以厌氧—缺氧/好氧及膜分离为核心的组合工艺并实现长期稳定运行，为同类项目提供可借鉴的工程样板。与此同时，产品中试与市场验证同步推进，体现从实验室到应用端的连续性。 环境规划与系统建模方向着眼于“算清账、看得远、落得下”。团队以环境规划与管理为主线，开展政策评估、投资决策与环境经济系统动态模拟研究，并研发大气、水体、生态等耦合模型，服务规划环评后评估、健康风险识别与生态承载力分析等关键环节。通过标准与知识体系建设参与，推动研究成果向治理规则与方法工具沉淀，为地方在重大项目论证、治理路径选择与绩效评估中提供技术支撑。 前景：面向“无废”理念深化与污染防治攻坚纵深推进，固废资源化、水治理提效与系统决策能力提升将迎来更大需求。业内人士认为，下一步应继续强化跨学科协作与场景化验证：在固废端，围绕高风险组分迁移控制、产品质量标准与全生命周期评价完善技术体系；在水环境端，推动更低能耗、更强韧性的组合工艺与药剂材料迭代；在治理决策端，提升模型的可解释性与可迁移性，实现从单点优化向区域系统最优转变。随着成果转化机制与示范工程完善，“科研—产业—治理”协同效应有望进一步释放。
我国环保工作正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治理。高校科研团队需坚持问题导向，推动基础研究与产业应用结合。通过跨学科合作与人才培养，加速创新成果落地，为环境治理提供有力支撑。未来应扩大协同创新范围，助力美丽中国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