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熙载曾说杜甫一生都只在儒家界内打转，原因就在于他出身于奉儒守官的世家。早年虽也羡慕过丹药灵芝或亲近佛门，那些不过是暂时借景的苦闷情绪，底色终归还是儒。他自称“腐儒”“老儒”，看似自嘲实则是在炫耀这一身份。哪怕是悲愤中吟出“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也不过是情绪宣泄的极端时刻，并非真的质疑儒道。 杜甫一辈子都在践行孔子说的“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哪怕仕途坎坷、生活困顿，他都把安邦定国视为己任。三十九岁在长安写下“致君尧舜上”时那股傲气挺足，五年后成了小吏还敢自比稷、契。从布衣到微职，他的骨头没软，儒家入世的精神在他身上淬炼成了一把刀。 年轻时登泰山时豪情万丈，觉得能“一览众山小”。那时候眼睛里只有远方的山岚。等到在长安折腾了十年，被饥寒、冷眼和疾苦轮番折磨过，终于把模糊的雾气变成了清晰的目标。他希望君主能比尧舜更贤明，风俗也能回到淳朴的年代。这股念头像钉子一样扎进了余生。 盛唐的诗人大多在山水玄思里转悠，杜甫却把目光牢牢锁定在人间疾苦和国家兴亡上。他让“儒”从书架上的死字变成了行走的信念。于是我们看到：在成都草堂里要为天下寒士挡风挡雨；在同谷饿死时先为幼子哭丧后哀叹自己像个无用的儒官；哪怕在夔州孤舟上无亲无友、老病缠身，他也惦记着“安得广厦千万间”。 杜甫用一生证明儒家不是书斋里的考据学问，而是把个人命运死死绑在国家和时代的大船上。他的诗史价值就在于此。至于李白与王维分别选择了佛与道来自适，还有孔子、泰山和02家的背景，这些都构成了那个思想交汇的盛唐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