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八年农历二月初二，母亲特意把我的棉衣拆了出来，让我在周六回家的路上带去学校给老师同学。她拆出那片片棉花，给每一片都认真清洗和焙干。那次等我穿着那件新缝的夹衣回到学校时，已经是晚上八点多了，棉衣上还带着灶膛的余温。 1937年抗战爆发，土地改革的消息传到了太行山东麓的山沟里。村里有几家殷实的人家祖上靠贩山货攒下几处院落和百余亩租地。但在这个时候，我的母亲做出了一个决定。她主动把家里的地契、房契全都拿出来烧成了灰。她说，人穷不能志短，地里的粮食没有心里的粮食实在。政府工作人员劝她留点自耕地，但她坚决摇头，觉得让穷人吃饱饭比留着几亩薄田更有用。于是，在这一年的二月初二前后，原本殷实的人家一夜之间只剩下了五间老屋和几亩自留薄田。 当年太行山脚下有个“石片子地”，那是祖辈用镢头和铁锹从石缝里抠出来的薄田。雨季会有山洪暴发，旱季的禾苗卷叶干枯。祖祖辈辈在这片土地上辛勤劳作，把汗水滴进土里，土里才慢慢长出糠菜和活下去的勇气。每次雨水一停，土坯房的缝隙里就会钻进带着松针和野花味道的山风。在惊蛰之后的“二月二”前后，地气解冻了。村子里的人们换上夹衣，开始忙碌起春耕的活计。“一年之计在于春”的口号在山风中回荡。 村里的人们相信，“二月二，龙抬头”，只要心里有盼头日子就能好起来。孩子们天不亮就趴在瓮沿上看水面映出的细碎波纹，那就是“龙”抬头的瞬间。没人真的见过龙，但这种信念让大家在艰苦中坚持了下来。学校设在距村12里的测鱼村。 当时我还是个11岁的孩子，考入了晋冀鲁豫边区平东抗日高等学校。学校就在测鱼村那边。那时候日寇封锁扫荡频繁，师生们只能自己开荒、打柴、采野菜。一个学期下来，大家吃进肚子里的野菜被登记造册有74种之多。冬天仅“河青菜”就吃了2000多斤。年纪小的我被派去和两位女同学负责采野菜。每次遇到敌人来扫荡我们就得翻山越岭转移。夜里大家挤在土炕上背靠背取暖。这种集体生活的温度把野菜的苦涩抵消了不少。 几十年后我已儿孙满堂了。有一些儿孙已经远在国外生活了。但每年农历二月初二前后一到春风一吹我就想起那件棉衣——想起母亲佝偻的背影、昏黄灯光下的缝衣针还有凌晨四点灶膛里跳动的火苗。“慈母之恩云何可报”？我只能把这份感动化作继续前行的力量：让后代记住贫穷的滋味也记住靠知识翻山的可能。 如今太行山依旧红岩嶙峋山路已铺水泥悬崖上架起了索道当年烧掉的地契早已化作泥土而母亲那一夜未眠的棉衣却像一盏长明灯——照亮我走出大山也照亮后人前行的路每当春雷滚动“二月二”便提醒我无论走多远都要记得来时的泥土与体温只有心怀敬畏与感恩才能让“龙”真正抬头——抬头看天也低头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