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在人口结构变化与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传统以“投资于物”为主的增长模式面临边际效应递减、结构不匹配等挑战。
一方面，基础设施和物质资本存量持续扩张后，继续单纯加码“硬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带动趋弱；另一方面，劳动力供给结构、技能结构与产业升级需求之间仍存在差距，公共服务供给的均衡性、可及性与质量水平也有进一步提升空间。
如何把握“十五五”时期发展主动权，推动增长动能从要素驱动、投资拉动更多转向创新驱动、效率提升，成为亟须回应的现实课题。
原因——文章认为，“投资于人”是在上述背景下提出的面向未来的发展导向，强调把更多资源配置到教育、卫生健康、技能培训、就业服务、社会保障等领域，通过提升人的能力、健康与适应性来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动力。
从理论视角看，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同为社会生产的关键要素，前者通过提升劳动者技能水平、创新能力与组织效率，影响技术扩散和产业升级速度；同时，“人的现代化”被视为“物的现代化”的先决条件，只有人的素质、能力与社会治理水平相适配，现代化的设施设备和技术体系才能更充分释放效能。
由此，“投资于人”并非取代“投资于物”，而是在发展阶段变化后对投入结构的再平衡与再优化。
影响——在“十五五”时期推进“投资于人”，有望在多重维度产生带动效应：其一，有助于提升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增强创新链、产业链与人才链的衔接，推动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其二，有助于促进扩大内需，通过提高居民收入预期与公共服务获得感，增强消费能力与消费意愿，形成供需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其三，有助于缩小区域、城乡与群体间基本公共服务差距，以更均衡的教育、医疗、养老与托育供给提升人口长期发展质量，增强社会韧性；其四，有助于在应对人口老龄化、劳动力结构变化等方面前置布局，以更系统的健康管理与技能再培训提高劳动参与质量，减轻结构性矛盾。
对策——文章提出，“投资于人”的实现路径关键在于与“投资于物”紧密结合，形成“软硬并重、相互支撑”的投入格局：一是发挥制度优势，在重大工程、重点产业布局与城市更新、乡村振兴等实践中，将人才培养、就业承载、公共服务供给同步纳入统筹设计，避免出现“设施建成但人力匹配不足”或“服务短板制约项目效益”的情况。
二是强化财政调节作用，围绕教育、医疗、社保、就业等领域完善稳定投入机制，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与绩效管理水平，推动投入从“重规模”转向“重效能”。
三是完善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共担机制，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在基本公共服务保障中的权责关系，增强基层财力保障能力，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
四是健全专项转移支付引导机制，聚焦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强化政策目标导向与资金统筹，推动地方在人才培养、技能提升、公共卫生与养老托育等方面形成可持续投入安排。
五是构建与“投资于人”导向相一致的财政投入体系，推动预算安排、项目管理、绩效评价与政策协同相衔接，形成“投入—产出—反馈—优化”的闭环。
前景——多位观察人士指出，面向“十五五”，我国现代化建设将更加突出以人为本与效率提升的统一。
“投资于人”若能与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扩大内需和区域协调发展同向发力，有望在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之间形成更强的政策合力。
与此同时，也需警惕投入碎片化、重复建设和短期化倾向，注重以制度化安排提升投入的连续性与可预期性，以科学评估强化资金绩效，推动各类资源真正转化为人的能力提升与发展机会扩展。
投资于人是一场发展理念的深刻调整，反映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的内在要求。
在人口结构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的双重压力下，唯有坚持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均衡发展，才能开启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这需要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投入机制创新的有机统一，需要全社会形成共识、凝聚合力。
"十五五"时期，投资于人将成为衡量发展成效的重要标尺，也是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