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得说，中国先秦那会儿出的那几本老书，像《诗经》、《楚辞》、《尚书》，那可是咱们文化的底子。以前的学者都盯着那些文字本身，觉得注解考证才是正经事，其实啊，还有条跟咱们的绘画打交道的路子同样老长，特直观。人类刚开始记事的时候，图像跟文字就绑在一块了，一块儿帮咱们记东西、表达想法。“左图右史”那个词儿，说的就是图和文在一块儿证明事儿。有些经典本来就是从图里出来的。比如汉朝人王逸讲，屈原写的那首《天问》，就是他看着庙里画的那些大山大河、神仙古人的大壁画，冲动问出来的。还有《诗经》里那些让人一看就能想到场面的诗句，说不定就是当年大家伙儿对着庙墙上的画来的“图说”。这就说明，那时候图像、仪式和朗诵是一块儿干的活儿，构成了文字产出和接受的最核心现场，给后来靠画来说话的习惯打下了底子。 靠着这种“文图一块生”的老规矩养着，先秦文学在图上的解释是跟着时代思想、审美还有技术条件一块变的。最早的先秦到汉朝阶段，可以叫“刚露头跟礼仪”的时候。那时候画画是为了帮着搞礼乐教化，主要是想把规矩立起来。画开始系统化地把文字里的故事和典故翻译出来。汉画像砖、画像石里头老出现“孔子见老子”、“荆轲刺秦王”这些经典场面，就是把文字故事改成了让你看的道德教科书。魏晋到宋朝就到了“掺在一起搞艺术”的时候。纸多了人也会画画了，“诗画合一”成了大家追求的那种美。画不光是为了说教了，还得把书里的那种味道画出来。宋代的马和之拿淡雅的笔调画《毛诗图》，李公麟用白描把《九歌》里的神仙神形活现地画出来，说明大家已经会自觉地把书里的意思变成漂亮的画了。 到了元朝直到明朝中期以后就是“定形状而且变多”的时候。印刷术好用了，画的复制和普及快了很多。元代弄了那种“上面图下面字”的格式以后，明朝的小说戏曲插图火了，大家都爱看。这就让画变成了平常老百姓生活的一部分，还变成了一种买卖模式。比如《诗经》里的那些意象跑到瓷器、刺绣上头去了，变成了过日子的漂亮花样。这两千多年下来，那些关于先秦书的画就弄成了一套大体系。主要有三个路子：第一个是照着字画画。想把字变成图有两种：一种是要画得像那样考证性的画，比如历代《毛诗草木虫鱼图》还有《春秋》笔削图这类东西；另一种是要画得有感觉意境那种再造，像明代萧云从画的《离骚全图》，或者就是选个片段来画。比如李唐、任颐画的“濠梁秋水”，把《庄子·秋水》里的对话变成山水的样子。 第二个路子是用文学当素材自己再搞创作。这种画不只是为了解释字了，而是吸取书里的精神、人物或者故事框架自己重新搞。老画家画的屈原行吟图、陶渊明归隐图还有根据《诗经》里的意象弄的山水田园画都是这样的。这时候画就变成了跟书在那一直聊聊天还能出新东西的载体。 第三个路子是把画当成文字传播的工具和催化剂。在那些印的书里插张图不光是解释情节那么简单了。那种“月光版”或者连环画的格式本身就影响了讲故事的节奏。在戏曲表演里头那种背景画、道具或者唱戏人的扮相也是说明书或者能帮着营造气氛的东西。这让不识字的老百姓也能看懂故事。 整个先秦文学的看图史其实就是用眼睛不断地解读、丰富还有传播文明核心的历史。这早就不是光配图那么简单了。中华民族真的很聪明会用多种东西来记文化记意义。不管是庙堂上的画还是书里的插图，不管是文人画还是民间工艺品，文字跟图混在一块儿互相渗透。这就是中国人脑子里的美感跟历史意识是怎么来的。 现在是个视觉文化特别发达的时代。好好梳理一下这个老规矩不仅能让我们更立体地看懂咱们的文学艺术源头在哪儿；还能在新技术下给怎么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很好的参考和灵感。让老经典在咱们这一代人的“观看”里头变得有生气就是咱们坚定文化自信建设现代文明的重要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