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新阶段，围绕“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的统筹要求更加突出。
根据有关部署，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实现这一目标，关键在于在提高质量效益的前提下保持合理增速，推动增长动能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效率驱动转变。
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必须进一步抬高自身经营发展标准，发挥稳定宏观预期、增强发展韧性的作用。
问题方面，一些行业领域仍存在以低价抢份额、重复建设、同质化竞争等现象，容易造成资源错配和利润“薄化”，影响企业持续创新投入，甚至拖累产业链整体效率。
“内卷式”竞争的表象是价格战和指标竞赛，实质是质量、技术、服务等高水平竞争不足，以及部分领域供需结构、体制机制与绩效导向仍需优化。
在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上升、国内需求结构加快变化的背景下，若企业仍以短期规模扩张替代长期能力建设，不仅难以形成世界一流企业竞争力，也不利于产业链安全稳定。
原因分析，既有阶段性供需矛盾与市场竞争加剧的影响，也与部分行业进入成熟期后增长空间收窄有关；既受资本与产能逐利惯性驱动，也与部分企业考核评价更偏重短期指标、创新与质量导向不足相关。
此外，产业链上下游协同不够、标准体系不够统一、关键基础能力薄弱等问题，会放大“以量换价”的冲动，使企业在同一赛道上陷入低水平循环，难以在关键核心技术、品牌与服务体系上形成差异化优势。
影响层面，“内卷式”竞争如果蔓延，容易压缩企业合理利润空间，削弱研发投入与设备更新能力，影响职工收入预期和就业稳定，并可能引发供应链风险累积。
更重要的是，它会扭曲资源配置，导致有效投资被无效投资挤出，影响扩大内需的政策传导和产业升级的节奏。
相反，若国有企业带头向价值创造、效率提升和结构优化发力，形成以技术、质量、管理和服务取胜的竞争范式，将有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产业链整体迈向中高端，为经济持续增长打开空间。
对策方面，文章提出的重点指向清晰：一是把提升价值创造能力作为重中之重，更加注重内在价值、长期价值，推动发展方式发生深刻变革，努力实现质量更高、效益更好、结构更优、带动更强的发展。
这意味着国企要从“规模逻辑”转向“价值逻辑”，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关键基础材料、核心装备、现代服务等领域增强供给质量，并通过治理体系、激励约束和专业化整合提升经营效率。
二是持续扩大有效投资，聚焦“两重”“两新”，围绕产业链强基补短、基础设施建设、能源资源保障、前瞻产业布局等领域，靠前谋划实施重大项目和标志性工程，提高投资效益，更好发挥投资对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的综合带动作用。
三是积极助力做强国内大循环，做好重要能源资源产品保供稳价，稳定和扩大重点群体就业，在关键时点关键领域更好发挥“压舱石”“稳定器”作用。
四是带头抵制“内卷式”竞争，推动产业链上下游融通发展，通过订单协同、技术协同、标准协同、平台协同等方式，提升链上企业整体效率和风险应对能力，推动形成良性生态。
前景判断，从中长期看，推动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不是简单追求资产与规模扩张，而是以创新、效率和安全为主线，以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推进，能源转型、数字化转型、绿色低碳发展将成为投资与创新的重要方向。
国有企业在重大工程、公共服务、能源资源与关键产业链环节具有比较优势，通过强化前瞻性布局、提高投资回报、提升运营管理和风险管控能力，有望在稳定增长、促进就业、推动产业升级与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并带动更多上下游企业实现融通发展、共同提升竞争力。
国有企业肩负着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使命。
抵制"内卷式"竞争、推动产业链融通发展，既是对经济规律的尊重，也是对市场秩序的维护，更是对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追求。
这一转变体现了从追求增长速度向追求增长质量的深刻调整，预示着国有企业正在走上更加理性、更加健康的发展道路。
随着这些要求的贯彻落实，国有企业必将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高质量发展中发挥更加重要的"顶梁柱"作用，为如期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作出新的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