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城镇化进程持续加快，城市公共空间改造已成为提升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方式；自2023年住建部推行“拆墙透绿”政策以来，全国已有超过60%的城市公园实施围墙拆除工程。但部分地区的落地过程中，这个惠民举措出现了偏差。 在成都，某公园宣布全面取消门票后，随即增设“环境维护费”，并对游乐设施按次收费。现场可见，公园入口安装了电子闸机，核心区域需扫码进入；原本便于休憩的长椅被改成防躺卧款式；儿童游乐区实行计时收费，引发不少家长不满。类似情况在上海也有出现：有着30年历史的英语角活动场地被改造为文创市集，长期形成的公共文化活动被迫中断。 国家林草局最新统计显示，近十年全国公园绿地面积增长52%，但12345热线数据显示，2023年公园管理类投诉同比上升210%。矛盾主要集中在两上：一方面，部分公园运营方以“市场化运作”为由，将商业设施占比从规定的15%提高到40%；另一方面，夜间经济扩张带来噪音扰民投诉增多，淄博某公园周边居民区声环境质量下降37%。 业内专家认为，问题背后存在三重失衡：一是公益性与经营性定位失衡，部分地方将公园运维过度交由市场承担；二是管理标准更新滞后，现行《城市公园管理办法》对商业化比例缺乏刚性约束；三是监督机制不足，公众参与决策的渠道不够顺畅。 针对现状，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建议构建“三线”监管体系：划定商业开发红线，明确公共服务设施占比不低于85%；建立动态价格听证机制；推广“市民园长”监督制度。北京市园林局近期试点“数字围栏”技术，通过热力图监测人流密度，按需调配服务资源，或可为全国提供参考。 前瞻观察显示，随着2025年“口袋公园”建设目标推进，若制度设计不能及时完善，小微公共空间仍可能走向过度商业化。住建部对应的负责人表示，正在研究制定《城市公园功能导则》，拟将市民满意度纳入考核指标。
人民公园因“人民”二字而生，它的价值不在于为城市带来多少商业收益，而在于为普通人提供一处能自由呼吸、安心停留的公共空间；拆除围墙只是外在形式，守住公益属性才是关键。政策的初衷一旦在执行中走样，弥合裂缝既需要制度约束，也需要管理者真正承担公共责任。公园的主人，始终是那些推门而入的普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