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浮现 2023年，通州法院审理一起代持股纠纷时，原告律师为支持诉讼主张，向法庭提交了两份裁判文书，抬头标注为“最高人民法院”和“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承办法官郑吉喆注意到，这两份文书事实认定和裁判逻辑上与本案高度贴合，但行文体例和格式细节明显不符合常见规范。 原因追溯 经司法系统内部核查，确认文书中所引案例编号对应的真实案件，与提交内容完全不一致。庭审质询中，涉事律师承认对应的文本系借助智能工具生成，提交前未进行核对。依据《中国律师执业行为规范》第44条，律师应确保向法庭提供材料的真实性，该行为已触及职业规范底线。 影响评估 事件集中暴露出三上风险：其一，技术生成的虚构内容可能误导审理思路，干扰司法判断；其二，部分法律从业者对新技术的风险认识不足，核验意识薄弱；其三，现行制度对“非证据类材料”的审查边界与标准仍存在不够清晰之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王轶指出：“司法权威建立在真实性的基石上，任何虚假材料的渗透都将侵蚀裁判公信力。” 应对措施 法院在判决书中作出明确提示：法律从业者援引案例应履行必要的核实义务。据悉，最高人民法院已上线裁判文书智能校验系统，可对引述案例开展三项核验：案号真伪审查、内容一致性比对、裁判要旨匹配度分析。北京市律协也启动专项培训，重点提升律师识别、筛查技术生成内容的能力。 发展前瞻 随着法律科技应用深入深入，司法机关正推动形成“技术手段+制度规范”的双重防控机制。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负责人表示，将于年内出台《关于规范法律人工智能应用的意见》，明确不得将未经核验的技术生成内容作为法律依据提交。多所政法院校也将法律科技伦理纳入必修课程，推动从人才培养环节提前建立边界意识与合规习惯。
诉讼活动以事实为根、以规则为纲。工具越便利，越要把“核验”作为不可跳过的底线程序。此次将问题写入判决并作出明确批评，信号十分明确：再精致的文本，也不能替代对来源与真实性的确认。守住真实性与诚信，既是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基本要求，也是维护司法权威、守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必要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