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推进——珠海海上交通运输、滨海旅游、渔业生产以及海上工程活动持续活跃，水上安全治理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显现；珠海市于2月11日出台《珠海市水上安全监督管理暂行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明确将于2026年4月2日施行，着力以法治化、体系化方式补齐短板、织密网络，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坚实的安全保障。 问题：通航压力叠加新场景，监管仍存薄弱环节 珠海水域通航条件具有典型复杂性：航道“咽喉”多、桥梁密集，港口作业与城市生活岸线相互交织，同时毗邻港澳，船舶流动性强、活动类型多样。尽管国家和广东省层面已有有关法律法规，珠海市亦有水上交通安全方面的地方性法规，但新业态加速涌现、生产生活用船需求增长的背景下，现实治理仍面临制度细化不足、部门实践标准不一、部分区域或环节存在监管盲区等问题。一旦出现事故，往往具有扩散快、处置难、影响面广等特点，对城市安全底线与营商环境提出更高要求。 原因：业态演进快、主体多元化，传统治理模式承压 造成上述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水上活动形态发生深刻变化。无人艇、智能船舶等技术应用扩大，海上风电、海洋牧场等海上工程规模化推进，休闲渔业、水上游乐设施以及民俗活动更加频繁，安全风险从“传统运输风险”向“技术风险、工程风险、活动风险”叠加转变。同时，参与主体多元，既有航运企业、渔业经营者，也有活动组织方、工程建设方和社会公众；部分小型船舶流动分散、管理基础薄弱，“三无”船舶等隐患易反复出现。加之水上应急救援对信息联通、力量调配、现场协同要求高，若缺乏统一高效的制度安排，处置效率与救援成功率将受到影响。 影响：安全治理成海洋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 水上安全不仅关乎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也是海洋经济发展的底座。稳定有序的通航环境能够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提升港航效率，促进海上旅游、海洋工程等产业规范发展；反之，安全事件易引发航道临时管制、经营活动受限，影响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并对城市形象和区域合作带来负面效应。对珠海而言，水上安全治理水平的提升，既是城市治理现代化的题中之义，也是优化营商环境、增强湾区竞争力的重要支撑。 对策：《规定》突出责任清晰、监管前移、协同提效 围绕“补制度、强机制、堵漏洞、提能力”，《规定》在多上作出系统性安排。 一是创新工作机制，明确“岸上管、水上治、遇险救”的治理思路。《规定》继续厘清政府层面、部门层面和社会主体的责任边界，推动形成责任闭环：岸上强化源头管控与日常管理，水上强化执法巡查与秩序维护，遇险环节强调快速响应与联合救援。通过明确职责与工作链条，有助于减少多头管理、责任交叉或空转现象。 二是强化新业态监管，推动风险治理与产业发展同向发力。《规定》聚焦无人艇、智能船舶、水上民俗活动、水上游乐设施、休闲渔业经营服务、海洋牧场、海上风电、海沙开采等领域，明确相应安全监管主体与管理要求，强调对新场景、新技术、新项目“有人管、管得住、管得准”。该安排既回应新业态迅速增长带来的现实需求，也为相关产业规范发展提供制度预期，避免“一放就乱、一管就死”。 三是严打“三无”船舶，突出治理合力与首接负责。《规定》针对“三无”船舶隐蔽性强、流动性大、风险高等特点，进一步厘清部门职责分工，并设定首接责任制，推动问题发现后快速转入处置流程，减少推诿和处置延误，提升治理威慑力与执行效率。 四是强化源头治理，推动乡镇船舶规范管理。《规定提出一船一档、动态监管、编号造册、安全培训、核定载员等要求，强调从登记建档到人员培训、从载员控制到日常监管的全过程管理，推动基层治理能力与规范化水平同步提升。源头治理越扎实，事故概率越低，监管成本也越可控。 五是完善应急救助体系，提升搜寻救助效率与协同水平。《规定强调健全应急搜寻救助机制，强化部门协同和信息互通，推动形成反应灵敏、联动顺畅的应急处置格局。在通航密集、桥梁众多、航道复杂的环境下，提升信息共享与联合行动能力，是缩短救援时间、降低伤亡损失的关键。 前景：以法治化手段固本强基，构建可持续的水上安全治理体系 业内人士认为，《规定》将于2026年4月正式施行，为珠海水上安全治理提供更明确的制度依据与操作框架。下一步关键在于抓好配套制度细化、执法标准统一、信息化支撑以及公众安全意识提升，推动制度从“纸面要求”转化为“日常习惯”和“治理能力”。随着责任体系更清晰、监管范围更完整、应急联动更高效，珠海有望在确保安全底线的基础上释放海洋经济活力，形成安全与发展良性互动的治理格局。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珠海市水上安全监督管理暂行规定》的颁布，为珠海水上安全治理提供了更为完备的制度框架，但规章的价值最终须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如何将纸面上的制度转化为水面上的秩序，如何在新业态快速迭代的背景下保持监管的动态适应能力，将是珠海主管部门在《规定》施行后面临的持续课题。以法治护航海洋经济——既是珠海的现实选择——也是沿海城市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共同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