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轻松赚钱”诱惑下的隐蔽违法 近日，乌鲁木齐发生一起与电信网络诈骗有关、涉及未成年人的案件。一名在校学生刷短视频时看到“点点手指、轻松日结”的兼职广告，称报酬从百元到数百元不等。对方不要求面试和经验，只让其“下载APP、准备两部手机”，并按指令拨打多个电话。该学生以为是在完成普通“兼职任务”，却在不知情中为诈骗团伙提供了通讯通道。随后，其电话卡因涉诈被封停，承诺报酬也未兑现。经公安机关调查认定，其行为属于为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提供帮助，依法作出行政处罚。 原因——技术门槛降低与招募渠道下沉叠加 从案件情况看，诈骗团伙正借助GOIP等手段降低作案门槛，扩大“工具链”规模。GOIP（虚拟拨号设备）可将传统语音通话转为网络传输，实现“境外操控、境内出号”，让来电显示为国内号码，迷惑性更强、溯源更难。近年来，一些团伙又将原本依赖硬件的模式“简化”为“软件+多部手机”，用远程控制软件、语音工具替代设备，诱导普通人，尤其是辨别能力相对不足的未成年人充当“中转节点”。 同时，招募方式更加“平台化、碎片化”。短视频、社交群聊等渠道以“日结、无门槛、高回报”为噱头快速触达目标人群，并用“任务简单、风险可控”等话术淡化违法性质，使未成年人更容易在好奇和侥幸心理驱动下参与。部分家庭对孩子用机用网管理不到位，学校法治与反诈教育不够贴近具体风险，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暴露概率。 影响——个人受损、家庭承压、社会治理成本上升 对个人而言，一旦参与“拨号转接、群发短信、设备搭建、账号租借”等环节，就可能触碰法律红线，面临行政处罚甚至刑事追责；电话卡被封停会影响正常通信和学习生活，个人信用以及升学、就业也可能受到牵连。对家庭而言，未成年人涉案带来的心理压力、沟通与教育成本、社会评价压力不容忽视。对社会层面而言，“境外操控、境内落点”的模式让诈骗链条更隐蔽，侦查取证更困难，治理成本随之上升，也会干扰正常通信秩序，削弱公众安全感。 需要强调的是，法律对“提供帮助”的边界有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明确：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而提供技术支持或帮助，情节严重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现实中，犯罪团伙常用“只打电话不骗人”“只是测试线路”等说法降低警惕，但客观结果是为诈骗提供了通讯传输条件，风险不可低估。 对策——多方联动把防线前移到“招募端、设备端、两卡端” 一是强化面向未成年人的精准普法与反诈教育。学校应结合真实案例，把“帮信”“两卡（手机卡、银行卡）”风险、GOIP常见套路等纳入法治教育和网络素养课程，通过情景模拟、案例拆解提升识别能力。家庭要加强引导与沟通，重点留意“高薪低门槛”“要求下载不明软件”“索要验证码、手机卡、收款码”等高危信号。 二是压实平台治理责任。对“兼职日结”“电话转接”“设备测试”等高风险关键词及异常引流行为，加强审核、巡查与处置，完善举报受理和快速下架机制，减少涉诈信息触达未成年人的机会。对诱导下载远程控制软件、引导跳转私域社群的账号，加大封禁力度并及时移交线索。 三是加强通信与金融领域风控。持续落实电话卡实名制与异常呼叫监测，对短时间高频外呼、异常路径转接等行为及时预警处置；对涉诈关联号码、设备、应用背后的黑灰产链条开展溯源打击。金融机构与支付平台要协同拦截可疑交易，尽可能切断“引流—通讯—资金”的闭环。 四是畅通公众核验与求助渠道。提示公众对可疑兼职先核验再行动，凡是要求“代打电话、转接线路、群发短信、代收代转资金”的，一律拒绝并保存证据。各地反诈专线可提供咨询与核验服务，帮助形成“先问再做”的安全习惯。 前景——从个案处置迈向系统治理与源头防控 总体来看，电信网络诈骗正在加速“技术化、链条化、分工化”，对未成年人的渗透更隐蔽、诱导性更强。下一步，应在依法严打的同时，把重点前移到源头预防：以校园为重点推进常态化反诈教育，以平台为关键环节治理涉诈招募信息，以“两卡”和通信链路为核心强化风险识别与快速处置。通过法律震慑、技术防控与社会共治协同发力，才能压缩诈骗团伙利用“工具人”的空间。
电信网络诈骗屡屡得手，一个重要原因是犯罪链条不断寻找“成本更低的节点”。未成年人不应成为被利用的突破口，更不能为一时小利触碰法律底线。对个人来说，守住不借卡、不装陌生软件、不参与电话转接的底线，就是守住前途和家庭安宁；对社会来说，持续织密协同治理网络，才能让“高薪兼职”的伪装难以藏身，让网络空间更安全、更可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