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皋城村以小奖状撬动乡村治理大能量 200余张荣誉证书激发村民参与热情

问题——基层治理如何把“少数人干”变成“大家一起干”,是许多城市近郊村面临的现实课题。

随着村庄环境整治、垃圾分类、文明创建等任务叠加,单靠干部推动、少数骨干支撑,往往容易出现参与度不足、积极性不稳定等情况。

皋城村的做法是,把村民看得见、摸得着的荣誉体系嵌入日常治理,用一张张“奖状”把参与公共事务的行为固化为可被认可、可被传播的价值导向。

原因——为何荣誉能转化为治理动能?

一方面,荣誉具有明确的社会评价功能。

对不少村民而言,奖状既是对劳动付出的肯定,也是对家庭家风、个人信誉的公开背书。

82岁的老党员郑盛苗党龄60年,过去因对村务“接班人”不满而较少参与配合,近年来看到村庄发展、群众生活改善后,开始主动参加村里活动,并因积极转变被认定为新一批“最美党员”。

他在领奖当天特意换上新羽绒服、戴上帽子,“等了60年”的话语,折射出荣誉对个人价值感的强化与对行为转变的正向牵引。

另一方面,荣誉激励契合了乡村社会熟人社区的传播规律。

邻里之间“谁家拿了牌子、庭院做得好”,很快形成示范效应。

村民林世寿一家获“精品庭院”奖后持续投入庭院硬化与花木养护,形成可参观、可学习的样板,带动更多家庭参与环境提升。

再一方面,小额奖金在此并非核心,关键在于规则清晰、标准可感、过程公开,让“付出—认可—再参与”的循环更易形成。

影响——荣誉体系带来的变化,不止于“漂亮庭院”“干净街巷”。

皋城村从2020年至今每年颁奖,累计超过200张奖状,奖项随着治理重点动态调整:整治拆改阶段强调“整治先进”,环境提升阶段设立“美丽庭院”“特色庭院”,垃圾分类推进时推出“垃圾分类达人”,同时持续保留“最美党员”“最美村民”等价值引领奖项。

更重要的效果出现在关键时刻的社会动员能力上。

疫情防控初期基层人手紧张,村里招募志愿者时发现,除党员外,报名的村民多为曾获奖者。

志愿队伍从最初不足20人逐步扩展到200人,说明奖状背后沉淀的是可被信任的“参与者群体”和随时可激活的社会资源。

疫情结束后,村里为志愿者拍摄合影并装裱留念,许多家庭将照片悬挂家中,成为另一种“荣誉证书”,进一步巩固了公共参与的身份认同。

对策——从可持续治理看,荣誉激励要避免“一阵风”,关键在制度化与精细化。

其一,标准要“可量化+可评价”。

庭院类奖项既看绿化美化,也要兼顾安全、卫生与长期维护,避免重造景轻管理。

其二,覆盖面要“广而不滥”。

既要让更多人有机会被看见,也要保持含金量,防止奖项泛化导致激励边际递减。

其三,程序要“公开透明”。

评选过程适度引入村民代表、网格员、党员骨干等共同参与,强化公信力。

其四,激励要“荣誉为主、物质为辅”。

300元至1000元的配套奖励可作为感谢,但更应突出精神激励、典型宣传与参与机会,比如把获奖者纳入志愿服务骨干库、议事协商参与名单等,让荣誉与责任相衔接。

其五,治理要有制度支撑。

皋城村将治理制度持续汇编更新,形成可执行的规则体系,为荣誉激励提供落地抓手,减少随意性。

前景——当前城乡融合加速,近郊村既承担城市公共服务外溢,也承接乡村生活方式更新。

荣誉激励的价值在于以低成本形成高黏性的社会动员机制,把“治理对象”转化为“治理主体”,把一次性参与转化为常态化自觉。

下一步,可在更大范围推动“荣誉+积分+志愿服务+村规民约”联动机制:用积分记录公共参与,用荣誉强化精神引领,用志愿服务承接行动场景,用制度确保公平稳定。

同时,要注重将党建引领贯穿其中,通过家庭党员会议、家风建设、邻里互助等方式,把“人人参与”的基层治理理念融入日常生活。

从郑盛苗老人珍藏的奖状到村民家门口的荣誉相框,皋城村的实践生动诠释了"治理有效"的乡村振兴内涵。

当基层治理找到群众利益的"最大公约数",看似简单的奖状就能转化为推动乡风文明的建设密码。

这种以柔性激励激活自治活力的探索,正为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提供有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