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六岁那年，简直就是个难关。咱老百姓总爱把这个年纪说成是一道坎，我本来不信，结果自己正好碰到。那一年，老婆走了，这一下子我真是跌进了谷底。之前家里挺宽裕的，一下子就变穷了。孩子还小，马上要上学了，教育费用又贵得吓人。那时候我真是郁闷到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孩子开学那天，我想让绣林小学的王校长通融一下。结果他直接给了我一叠连号的彩纸，语气特严厉，“任务，一张都不能少！”我这才明白哀求根本没用。 这年秋天收获的时候，庄稼长得好得很。我找二哥借钱应急。他沉默了一会儿，从衣柜里拿出一张盖了公章的公粮白条，“上缴未兑现”。我很高兴拿去给结拜的吉光朝看，他说有路子。没想到第二天二哥又来把白条要回去了——二嫂不同意他借。 我咬咬牙没退给他，他只好走了。几个月后我把钱还了这七百块钱，就为了让他晚上能睡个好觉。 我又去三姐家借钱。那时候四十公里的国营农场里全是棉花。傍晚我帮姐夫摘了一袋棉花，晚上躺在床上却怎么也张不开口借钱。第二天公交站我翻遍口袋只有两元七角钱。灵机一动，“假装”钱包被偷了。青年司机帮我解释通关了，这两元七角钱正好够买张去石首的车票。 石首太小机会不多，我决定去海南闯一闯。哪怕只是当个清苦的记者，也要给孩子搏一条生路。 每年春秋两季我都准时回家看看孩子和保姆递上来的各种“代收费”条子——十元到几十元不等。那时候老师把学生当提款机似的收着钱。 八年里我和孩子隔着千里远打电话总是哭鼻子；晚上查资料渴了就去海口图书馆二楼的厕所喝水——那股自来水的味道现在想起来还有点甜。 朋友顿耀富一直帮我转交生活费、学费还有保姆工资。有一次账上周转不过来的时候连襟杨志平给了我一千多块钱。我回石首立刻还钱还多给了利息。杨志平嘟囔说：“叫你大哥来做！”大哥住在湖南五十公里外。这句话给了我很大打击——原来“亲人”也有距离。 女儿初中三年路过二姐早餐店时二姐只给过一个包子；大姐却默默地帮我照看孩子和买菜做饭。 现在想想“三十六岁”这道坎不仅是年龄上的问题还是命运给我的一把刀——外面锋利的是生活的刀锋；里面软弱的是亲情。 我终于挺过来了带着一身疤和一肚子故事。以后路还长但只要有人肯拉一把我就有继续走的力气；只要孩子能在课堂里安心读书所有狼狈都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