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春天，就在解放军打过长江、国民党势力土崩瓦解之际，一场轰轰烈烈的干部南下行动悄然展开。面对南方那些烂摊子——上海、杭州、福州这些大城市档案被毁、政权垮台、民生凋敝，中央急需人手来接管管理，而最合适的人选就在山东。 山东是老革命根据地，这里培养出了大量有经验的基层干部。命令来得极快，不是抽调几个人，而是直接将一个县的班子一分为二：县委书记带着另一半人马一走了之，剩下的县长守老家。这些南下干部都是带着成建制的团队出发的，从书记、会计到法官、警察，甚至连账本和印泥都一并打包带走了。 三万多名山东汉子背着铺盖匆匆上路。他们大多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不少人刚结婚或甚至没见过孩子的面。大家原本以为去三五年就能回家，只穿着家里连夜赶制的厚棉袄和手工布鞋上路。 旅途异常艰辛。不通火车的地方全靠双腿跋涉，一天走百十里是常事。过江后遭遇梅雨，棉袄湿了又干，最后变得奇臭无比；身体虚弱加上水土不服，不少人患上肠胃病或疟疾；更危险的是遭遇土匪和残兵打黑枪。扛不过去的战友只能就地草草掩埋。 终于到达目的地时，等待他们的是空城。县政府长满荒草，没几把椅子；睡觉就铺层稻草；最难受的是听不懂当地的吴侬软语或闽南话。他们被迫改掉饮食习惯和口音，硬着头皮融入地方生活。 工作同样棘手。南方宗族势力强大，征粮剿匪都不好办。这群山东干部靠着不服输的劲头硬生生啃下了硬骨头。他们提着马灯下乡宣传政策，把新的规矩立了起来。 渐渐地，这群人完全变了样：学会了吃米饭、喝茶、讲本地话；在当地成家立业；孩子出生后操着南方口音；想回故乡的念头也不敢提了。刚开始还想等工作理顺了调回去后来发现根本走不开。 几十年后他们成了白发老头坐在榕树下看着高楼林立高铁飞驰。外人觉得他们可怜认为是时代的遗憾其实这种扎根才是最伟大的牺牲。他们把自己融进了南方的泥土把异乡变成了故乡。所谓的乡愁在国家统一面前轻如鸿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