夯实居民增收预期与供给侧升级双支撑 释放消费增长更强内生动力

2025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首次突破50万亿元,增速较上年提高0.2个百分点。国家投入3000亿元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显示出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和消费市场的韧性。但在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后,要推动消费实现更高质量增长,仍需对制约因素作出更细致的分析,并提出更有针对性的举措。 从制约消费增长的主要因素看,收入预期不稳是首要问题。2025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回落,直接影响居民的消费信心与消费能力。收入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是居民安排支出、提升生活质量的重要基础。当收入增长预期不清晰时,居民往往更倾向于增加储蓄以应对不确定性,从而抑制消费需求释放,这在经济转型升级阶段更为明显。 供给端的结构性失衡同样是重要约束。2025年消费品价格同比下降0.3%,一定程度反映出实物消费品市场存在供给偏多的问题。另外,高品质、高附加值消费品供给相对不足,难以充分匹配消费升级需求。从市场表现看,新能源汽车、文化创意产品等中高端商品热销,以及“情绪价值”类消费品走红,说明消费者对更优质、更有差异化的产品需求正在上升。供需错配由此限制了消费潜力的更释放。 为有效激发消费的内生增长动力,需要从多个维度系统推进。 首先要完善收入保障机制。长期看,应着眼于城乡居民增收的制度安排,涉及收入分配制度优化、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等深层议题。短期内,可通过完善医疗保障、降低居民医疗支出负担等方式,减少后顾之忧,释放被压制的消费需求。当居民对收入前景和基本保障更有信心时,消费意愿也会随之提升。 其次要健全消费领域的法律法规体系。通过规范市场秩序、畅通消费者投诉渠道、提升执法与监督透明度等措施,能够更好保护消费者权益,降低交易中的隐性成本与风险。当权益保障更到位、纠纷处理更及时,消费活力也会更容易被激发,这是提振消费信心的重要支撑。 第三要提升消费环境。清理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进一步落实带薪休假并引导错峰休假,有助于拓展消费时间与场景。同时,因城施策、适度优化部分二线城市的购房购车限制,可释放一定的大宗消费需求。这些看似具体的制度与政策调整,往往对提升消费活跃度更直接。 从供给侧看,还需加快推进消费品产业升级。通过产业政策引导、加大创新支持,鼓励企业开发更契合消费升级的产品与服务,既包括传统产业的品质提升,也包括新兴消费领域的拓展。只有供给端更快适应需求变化,消费增长才能形成更稳固的良性循环。

站在50万亿消费规模的新起点,中国正处在从“规模扩张”走向“质量跃升”的关键阶段;只有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侧政策协同发力,才能把14亿人口的消费潜力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长期动力,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更坚实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