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存放在抽屉里的自书遗嘱——因为几处笔误和名字错误——引发了一场数百万元的继承纠纷。近日，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对这起案件作出判决，认定虽有笔误但不影响遗嘱效力，为类似纠纷的处理提供了重要司法指引。 案件背景涉及被继承人张先生的遗产分配。张先生于2022年5月去世，享年60岁，生前未婚未育，父母也已离世。根据公证文件，其名下房产、银行存款、证券账户等资产原定由两个姐姐共同继承。然而，在整理遗物时，张先生的外甥李炯发现了一份生前遗嘱，上面明确写明将奉贤区房产、银行存单、股票等资产由"大外孙李烔"一人继承。这份遗嘱涉及的遗产总额超过200万元，包括银行存款、十多支股票和其他资产。 遗嘱的真实性随即成为争议焦点。李炯认为，尽管遗嘱中的名字和身份关系存在错误，但这份遗嘱明显对应自己，应当有效。然而，张先生的二姐对此提出异议，认为遗嘱存在多处缺陷，应属无效。她指出，遗嘱在抽屉里被发现，未与重要文件放在一起，不足以反映张先生的真实意思；遗嘱中继承人名字和身份关系均有错误；落款日期也不符合法定书写要求。 法院在审理过程中进行了深入调查。经查证，张先生的二姐与张先生之间曾有过诉讼纠纷，平时少有往来，从未到过张先生家中，也未加过微信。这些事实有助于法院判断遗嘱的真实性。法院还发现，遗嘱落款时间与房产登记时间能够相互印证，继续支持了遗嘱的真实性。 在认定遗嘱效力时，法院采取了综合分析的方法。奉贤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副庭长刘雅介绍，沪语中"大外孙"和"大外甥"的发音比较接近，这种笔误可以理解。更为关键的是，张先生并没有其他与"炯"字或"烔"字发音相近的近亲属，这使得遗嘱中的继承人身份指向明确。综合考虑被继承人的受教育程度、方言特征和亲属关系等因素，法院认定遗嘱中的"大外孙李烔"就是原告李炯。 最终，法院判决认为，案涉遗嘱虽然存在笔误，但不影响被继承人真实意愿的表达，应当认定为合法有效。李炯由此获得了遗嘱所涉全部遗产的继承权。 这个判决涉及对民法典关于遗嘱效力规定的理解和适用。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四十三条，遗嘱必须同时符合法定实质要件和法定形式要件。实质要件包括：遗嘱人须具有遗嘱能力，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所立遗嘱无效；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嘱内容必须合法，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得违背公序良俗，不得处分他人财产。 自书遗嘱作为六种法定遗嘱形式之一，具有相对宽松的形式要求。民法典规定，自书遗嘱不需要见证人在场见证，但须由遗嘱人亲笔书写并签名，注明年、月、日。与此相对，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等形式则要求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并需满足更为严格的程序要求。 本案的重要启示在于，法院在认定自书遗嘱效力时，不应过分拘泥于形式上的瑕疵，而应重点考察遗嘱是否真实反映了遗嘱人的意思表示。笔误、错别字等形式缺陷，只要不影响对遗嘱人真实意愿的理解和认定，就不应成为否定遗嘱效力的理由。这种理解符合民法典关于遗嘱制度的立法精神，即在保护遗嘱人意思自治的同时，防止因过度强调形式要件而导致遗嘱人的真实意愿无法实现。 法律专家指出，在选择遗嘱形式时，立遗嘱人应当根据自身情况谨慎选择。如果条件允许，通过公证机构办理公证遗嘱是最为稳妥的方式，可以最大程度地避免日后的纠纷。对于自书遗嘱，立遗嘱人应当尽量书写清晰、准确，避免笔误和歧义，同时注意妥善保管，必要时可以告知信任的家庭成员或律师。
这起案件为遗嘱文本存在瑕疵时的处理提供了有益参考，也反映出传统亲属称谓在现代司法语境中的识别与适用问题。在人口流动加快、家庭结构日益多元的背景下，如何在尊重生活习惯的同时确保法律表达清晰可执行，仍是司法实践需要持续面对的课题。公众亦可从中吸取经验，提升法律意识，通过更规范的遗嘱订立减少纠纷，维护家庭关系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