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在敌强我弱、力量分散的中原腹地，怎样让一支“人多枪少”的小部队活下来并形成战斗力，是豫鄂边区工作面临的首要难题。武汉沦陷后，日军沿交通线和城镇设点控制，伪政权与伪军借势扩张；一些地区又被地方势力和顽固派武装把持，彼此既合作也摩擦。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多呈点状分布，缺少统一指挥和稳定补给，一旦遭遇“围、追、堵、截”，很容易被分割蚕食。 原因——一是战略态势所致。1938年武汉失守后，中原成为连接华北、华中并牵动全国战局的要地，敌后能否建立稳固支点，直接关系到抗战力量发展空间。二是现实条件受限。出发时只有一挺重机枪、90支步枪，弹药也很紧张，近70名人员难以配齐枪械，正面硬拼既无胜算，也会迅速耗尽生存资源。三是政治与社会环境复杂。豫鄂边区既有日伪据点，也有国民党系统地方部队以及各类民团、会道门等武装，立场摇摆、诉求各异，既可能联合抗敌，也可能因利益冲突牵制抗日力量。四是敌后工作对隐蔽性要求高。带队干部以化名行动，既是对斗争环境的审慎选择，也便于与各方接触周旋，降低被盯死的风险。 影响——这次行动的关键不在于某一仗的胜负，而在于能否“把散的连起来，把弱的扶起来”。队伍在敌后腹地采取夜行昼伏、绕开据点与检查站的方式机动前进，反映了在极端条件下先保存力量、避免无谓消耗的原则。更重要的是，通过组织和政治工作，把零散的游击力量和地方抗日积极因素逐步串联，形成可持续的抗战网络。一旦站稳脚跟，就能在敌占区与交通要道周边形成牵制，迫使敌军分兵守备、抬高统治成本，也为群众动员、情报联络、物资筹措创造条件。对当地而言，这支力量的出现有助于提振民心，遏制日伪“以战养战、以伪治伪”的渗透扩张。 对策——在“枪少、粮少、援少”的前提下，关键是把政治优势转化为组织优势与动员能力。其一，坚持统一战线思路，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面对国民党地方武装和各类地方势力，既要强调共同抗日的大局，也要在策略上保持定力，通过摆事实、讲形势、明利害，促成最低限度的合作或互不相扰。其二，突出干部作用与纪律建设。队伍中有一批经历过艰苦斗争的骨干，能在险境中稳住队形、把准方向；同时严明群众纪律，才能赢得民众支持，为隐蔽行动、筹粮筹款、掩护伤员提供依托。其三，避免在不利条件下打消耗战。武器弹药不足决定了不能以阵地战、消耗战硬拼，而应依托地形与民情开展游击战，做到“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以小胜逐步积累装备与声望。其四，尽快建立联络与根据点体系。陌生地域最怕“断线”，必须恢复交通站、情报网与后方支撑点，形成能够自我修复的组织链条。 前景——从当时形势看，中原敌后斗争的走向取决于两点：一是能否在多方势力夹缝中建立稳定的政治领导与军事指挥；二是能否把群众动员与武装建设同步推进。进入相持阶段后，敌军虽占据城市与交通线，但对广阔乡村的控制有限，这为敌后力量发展留下空间。只要抓住敌后统治的薄弱环节，持续扩大统一战线的“同心圆”，并以灵活机动的战法积累实力，就有可能把最初的“160人、90条枪”发展为能够影响区域态势的骨干力量。历史也反复证明，敌后工作的关键不在于装备多少，而在于路线是否清晰、民心是否凝聚、组织体系是否建立。
从160人、武器不足到在敌后站稳脚跟并形成影响力，这段历史呈现的，不只是战场上的胜负，更是战略判断、组织动员与统一战线工作的综合较量。它提醒人们：真正决定局面的，往往不是一时条件多寡，而是在艰难时能否稳住定力、在复杂处能否把准方向、在关键处能否凝聚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