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转向服务国家能源需求:顾知微以“只唯实”精神奠定非海相中生代研究基石

问题——能源需求牵引科研重心,基础地质薄弱制约发展 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业体系刚起步,能源保障压力突出,煤炭、石油等资源勘探急需可靠的基础地质资料支撑。当时我国地层划分与化石组合研究积累不足,部分地区长期沿用国外标准与结论,影响对盆地沉积特征、年代序列及含油气层位的判断。这样的背景下,地层古生物学不仅是基础科学研究,更直接关系到资源勘探的方向和效率。 原因——从学术“高峰”走向国家“急需”,选择背后是科研报国取向 顾知微(1918—2011)早年在海相三叠纪地层与双壳类研究上崭露头角,1948年获得中国地质学会许德佑科学纪念奖。按原有路径继续深耕,他完全可能成长为国际知名的海相古生物学者。但新中国成立后,他主动将个人研究与国家任务对接,作出第一次转向:1950年起参与豫西宜洛煤田地质普查,随后多年奔赴华北、内蒙古等地煤田,开展野外调查、编制报告、评估资源远景储量,为煤炭工业提供基础数据。 第二次转向发生1955年前后。顾知微敏锐意识到,非海相中生代地层蕴含丰富的煤、油气资源,而国内有关研究薄弱、可借鉴体系有限。为解决“地层看不清、层位找不准”的关键问题,他将研究重心由海相转向非海相侏罗纪、白垩纪地层与双壳类化石,组织团队建立化石组合序列,力图以可验证的野外证据和化石年代框架,为盆地勘探提供科学依据。 影响——从化石组合到勘探靶区,基础研究转化为工业突破 在非海相地层研究中,顾知微在我国侏罗纪、白垩纪非海相双壳类化石研究上形成系统成果,建立“四大非海相双壳类化石组合序列”,推动相关地层对比和年代划分走向体系化、可操作化。更关键的是,这套以证据串联起来的研究成果直接服务于资源勘探。 1957年,他带队深入东北辽西开展中生代地层调查与化石采集,并对松辽平原地质资料进行综合分析,提出该区具有重要含油气潜力。1958年,他在松辽平原石油地层现场会议上作报告,围绕白垩系年代划分与生油关系提出认识,为当时仍处普查阶段的勘探工作提供了关键层位判断和有利区指向。1959年9月,松嫩平原松基三井喷出工业油流,大庆油田的发现成为我国石油工业史上的重大事件。1982年,顾知微因在“大庆油田发现过程中的地球科学工作”中的重要贡献,与多位科学家共同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说明了基础地球科学对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支撑价值。 对策——以“四严”立学,以实践校准认知,推动学术范式转变 顾知微治学强调“严格、严肃、严密、严谨”,具有鲜明的方法论指向:反对以经验代替证据、以沿袭代替验证;倡导研究回到野外、回到样品、回到可重复检验的事实链条。 在地层划分与古生物组合研究中,国外相关著作曾长期被视作权威参考,一些关于辽西地层生物组合命名、以及将我国东部与南方部分红色地层笼统归入白垩纪的观点影响较大。顾知微坚持以一手剖面、化石标本和跨区域对比材料为依据,踏勘多地,积累大量野外证据,推动相关认识从“套用标准”转向“建立中国自己的证据体系”。同时,他强调知错必改,用新资料修正旧结论,体现出科学研究应有的开放性与自我校准能力。 前景——面向国家需求的基础研究仍是“硬支撑”,求真精神具有时代价值 当前,我国能源结构与资源勘探进入更高质量阶段,深层、非常规、复杂盆地勘探对地层年代学、沉积体系与古生态演化研究提出更高要求。回看顾知微的科研道路,可以看到清晰的逻辑链条:国家重大需求提出问题,基础研究提供方法与证据,进而支撑勘探决策与产业突破。面向未来,坚持“只唯实”的学风,强化原创性地质理论与数据体系建设,完善跨学科协同与野外长期观测机制,将为能源资源安全与地球科学自主创新奠定更稳固的基础。

在九旬高龄仍坚持工作的顾知微,用一生诠释了科学家精神的内涵。从海相到陆相,从煤田到油田,数次科研转身背后,是将研究写在祖国大地上的长期坚守。这种把个人学术追求与国家发展需要紧密结合的选择,值得当代科技工作者传承。正如其弟子所言,那个深夜独行的朴素身影,映照的正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厚重的精神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