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桥下空间因功能模糊、管理主体多、使用边界不清，容易出现环境脏乱、交通组织不顺、停车无序、设施缺失等问题，既影响通行安全，也制约城市公共空间品质。作为超大城市中心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朝阳区路网密度高、交通需求集中、公共服务承载压力较大，桥下空间的“被动闲置”与周边“刚性需求”之间矛盾更为突出，亟需通过系统治理实现空间再利用。 从原因看，一方面，桥下区域往往处于道路交叉与转换节点，既是交通瓶颈的高发地，也是慢行系统衔接的薄弱环节；另一方面，空间形态受桥梁结构限制，传统建设方式难以“一刀切”复制，必须在交通组织、市政安全、景观品质与便民服务之间寻求平衡。加之停车需求增长、新能源车辆充电需求快速释放，更倒逼存量空间向“复合功能”转型。基于此，朝阳区以城市管理部门牵头，针对服务交通、保障运行、改善环境目标，开展桥下空间整治提升，强调差异化设计与精细化落地。 改造带来的影响首先体现在交通运行效率的改善。朝阳区将提升交通服务能力置于优先位置，通过优化路网布局、调整车道组织、拓宽通行空间等方式，打通区域交通联通的“微循环”。例如，在大郊亭桥下，通过延长东向南左转车道、增加小汽车排队空间，减少对直行流的干扰；在广渠路出京方向增设左转专用车道，并对直行车道进行优化调整；国贸桥则通过缩短行人过街距离、减少过街次数、完善机非隔离等综合措施，实现路口高峰期机动车通行能力提升，同时带动行人过街效率明显改善。上述做法说明了“先治拥堵点、再连通片区”的思路，把零散工程转化为可感知的通行体验提升。 其次，桥下空间的“景观化”改造，推动交通设施从单一通行节点向城市公共空间转变。结合“花园城市”建设，朝阳区同步推进桥区美化绿化提升，让桥下从“灰色空间”转为可停留、可游憩的“花园桥区”。燕莎桥作为亮马河滨水空间的重要节点，以“燕莎码头”为主题打造城市公共客厅，叠加绿化升级、特色设施和夜景照明，并通过慢行连廊实现与河道空间的顺畅衔接，增强了滨水公共空间的连续性。国贸桥周边则通过建设慢行廊道、整合周边绿化景观并配套照明系统，带动区域从“交通枢纽”向“生态打卡点”转换，提升了CBD片区的公共空间品质与城市形象。桥下空间由此成为展示城市更新成果的窗口，也为市民提供了更可达、更宜行、更可参与的公共生活场景。 再次，围绕“停车难”的现实诉求，朝阳区在停车资源紧缺区域盘活存量、适度增量，在桥下设置社会公共停车场并推行智慧化管理，推动停车从“无序占用”向“规范供给”转变。目前全区规范停车位7600余个，其中通过腾退空间新增1959个；垡头桥、黄康桥、大山子桥分别新增300余个停车位，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周边居民停车压力。同时，在具备条件的桥区试点建设充电设施，新增160余把新能源充电枪，回应绿色出行带来的基础设施需求变化。这若干举措体现出公共资源配置从“堵点治理”向“供需匹配”的延伸，有助于降低违法停车带来的交通冲突与安全风险。 更重要的是，改造并非只追求“看得见的变化”，而是把安全底线和城市运行保障贯穿全过程。朝阳区通过地面改造预埋雨水收集口，缓解桥下易积水问题；补齐消防设施、预留消防通道，提升应急处置能力；调整照明角度减少对行车与周边居民的干扰；推动线缆入地、拆除废弃设施，提升空间开阔度与安全性。这些“细处见功夫”的治理措施，实质上是在补齐公共安全与市政管理短板，为桥下空间长期、稳定、可持续使用奠定基础。 在对策路径上，朝阳区的实践可概括为“四个并重”：交通组织与空间品质并重，治理力度与便民服务并重，增量供给与存量盘活并重，建设提升与长效管理并重。尤其是“一桥一策”的方法，既避免了简单复制导致的资源浪费，也提高了方案落地与持续维护的可行性。下一步关键在于将阶段性整治成果固化为制度化能力，通过权责清晰的管理机制和数字化、网格化的动态监管，降低“反弹”风险，实现桥下空间从“项目改造”到“常态运营”的转变。 面向前景，朝阳区提出2026年计划完成光华桥、京广桥等12座桥下空间整治提升，并重点补足周边用地功能短板、建立常态化维护与动态监管机制。可以预期，随着更多桥区完成复合化改造，桥下空间将从城市治理的“边角地带”逐步转化为公共服务与城市运行的“关键拼图”。在城市存量更新进入深水区的背景下，这类以小空间撬动大治理的探索，有望为首都交通治理现代化与公共空间品质提升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朝阳区的实践表明，城市治理的关键在于以市民需求为导向。通过因地制宜的改造，将闲置空间转化为多功能公共资源，既提升城市品质，又改善民生。此经验为其他城市提供了有益借鉴：通过精细治理，让每寸空间都焕发活力，成为市民喜爱的"城市客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