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减负成效之下，“老问题”出现“新表象”。
不少基层来信和留言反映，一些地方在推进工作中仍存在责任下压、简单摊派、层层加码等现象：一方面，督查检查考核偏多、频繁留痕，要求“打卡式落实”；另一方面，社会治理事项不加甄别进入校园、进入网格、进入村社，挤占主责主业时间。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部分中小学教师除教学之外，还被要求承担食品安全管理、反诈宣传等工作，甚至配套设置答题考核、每日转发和督查通报等要求；个别学校还出现家访任务被“加码扩容”、网络平台积分硬性排名、辅导员和值班制度过度延伸等现象。
与此同时，在基层社区和乡村，一些单位被摊派保险、养老缴费、整改数据报送等任务，部分地区将完成情况与绩效考核直接挂钩，甚至出现“完不成自己买”“落后公开表态”等做法。
原因——权责边界模糊与考核导向偏差交织叠加。
多位受访专家指出，问题表象各异，实质是权责不清、责任转嫁和工作方式粗放。
一是职能部门在推进社会治理时，未充分评估任务属性与执行主体，把本应由专业部门承担的工作以“协同”为名下压到学校、社区、村社，形成“谁方便就交给谁”的路径依赖。
二是部分基层单位在承接上级部署时，缺乏统筹与闭环设计，简单把任务拆解到个人、分摊到末端，以“留痕证明”替代实际效果评估。
三是考核体系强调可量化、易排名，导致“以分数论英雄”“以台账论落实”，为避免问责而倾向于加码加量，层层传导压力。
四是一些地方对减负政策理解不深，把“抓落实”等同于“多布置、多检查、多留痕”，忽视了基层承载能力和工作规律。
影响——挤占主责主业，透支基层治理效能。
对学校而言，非教学事务挤占教师备课、教研和学生辅导时间，容易造成精力分散，增加教师非必要工作时长，影响教学秩序与育人质量，也容易滋生“为了完成任务而完成任务”的应付心态。
对社区、村社而言，随意摊派与高频报送加重网格员和村干部负担，导致“白天跑任务、晚上补材料”，身心压力累积，影响服务群众的时间和质量。
更深层次的风险在于：形式主义会消耗基层信任与组织动员能力，使一些真正需要长期深耕的工作被碎片化、表格化，进而削弱政策执行的精准性与有效性。
对策——以清单化、法治化、闭环化治理为抓手。
首先，要把“该谁做、怎么做、做到什么程度”说清楚。
针对进校园事项和基层治理事项，进一步细化权责清单和准入机制，严格审核事项必要性、合法性、可行性，能由职能部门承担的不得转嫁，确需协同的要明确责任主体、资源保障和工作边界。
其次，规范督查检查考核，减少重复考核、材料考核和过度留痕，推动从“看痕迹”向“看实效”转变，对同类事项合并检查、统筹频次，推广以抽查、暗访、数据共享替代层层报表。
再次，优化任务分解方式和学校内部管理，避免“上级一项、学校十项”，家访、值班、宣传等工作要坚持因地制宜、突出实效，完善弹性安排和人力支持，减少“一刀切”。
同时，建立纠偏机制，对“随意摊派、层层加码、以考核逼任务”的典型问题公开通报、严肃问责，形成震慑。
还应推进数字化治理减负，推动跨部门数据共享，减少重复填报、重复上传，让基层从“多头报”转向“一次采集、多方使用”。
前景——从“减负”走向“提效”，关键在制度落地与持续监督。
整治形式主义不是一阵风，既要有明确的制度边界，也要有长期的执行韧性。
随着减负举措不断深化，基层治理正在从“把任务压下去”转向“把资源和能力沉下去”。
下一步，应更注重以群众感受、治理效果和服务质量来检验工作，而非以台账厚度、转发次数和排名高低论成败。
只有把基层从无关事务和无效劳动中解放出来，把时间还给教学、把精力还给服务、把责任还给职能，才能真正形成上下贯通、权责一致、务实高效的工作链条。
整治形式主义关乎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既要警惕"穿新鞋走老路"的变异苗头，更需建立长效机制防止反弹回潮。
当基层工作者从繁琐事务中解脱出来，才能将更多精力投入到教书育人、服务群众的本质工作中，这既是提升治理效能的必然要求，更是夯实党的执政根基的长远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