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文物保护“最后一公里”对高技能人才需求更迫切 文物保护修复、考古发掘、古建筑修缮、石窟寺与壁画保护等工作，往往直面脆弱、不可再生的文化遗产，工序细、标准高、风险大、责任重；随着文物资源底数不断摸清、保护任务持续加重，基层一线对高水平技能人才的需求更加突出：既要有“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操能力，也要科学评估、材料选择、环境控制和过程记录等环节做到规范、可追溯。 二、原因：保护任务扩容与技术迭代并行——倒逼人才体系升级 近年来——我国文物事业进入系统性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阶段，考古工作持续推进，古建筑与石窟寺等不可移动文物保护项目增多，可移动文物修复与预防性保护需求同步上升。，检测分析、无损探测、数字化采集与展示等技术快速发展，推动传统修复由“凭经验”转向“经验+科学”并重。现实中，部分领域仍存在技能人才培养周期长、评价体系与岗位成长通道不够顺畅等问题，需要通过树立典型、完善激励来稳住队伍、带动传承。 三、影响：以典型引领带动行业认同，促进匠心传承与社会关注 此次“全国文物大工匠”宣传选树，突出三个导向：一是面向基层一线，聚焦长期扎根文物保护修复和考古发掘现场的技能人才，让更多“用双手守护文明”的一线工作者走到台前；二是覆盖面广，既有新中国成立初期就投身田野考古的老一辈工匠，也有长期从事陶瓷、纺织品等可移动文物修复的中青年骨干，以及专注古建筑修缮、石窟寺保护等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的优秀修复师；三是强调传承与创新并重，一批入选者已从传统“手艺型”走向“知识型技能人才”，能够把现代装备、检测手段与数字技术融入传统工艺流程，为文物安全和价值阐释提供更有力的技术支撑。 业内人士认为，典型引领的意义不只在于“评出谁”，更在于“树立什么样的行业标尺”：坚持科学规范、尊重历史原真、严守职业操守、精益求精、守正创新。这将继续提升文物技能岗位的社会认同度，增强青年从业者的职业荣誉感与发展信心，吸引更多力量投身文化遗产保护。 四、对策：完善培养激励与协同机制，夯实文物技能人才底座 从行业发展看，选树只是起点，更关键的是把示范效应转化为制度成果。下一步可在三上持续推进：一是健全分层分类培养体系，推动“师带徒”、项目化实训与标准化课程衔接，让关键工艺、核心工序更可复制、可传承；二是完善评价与激励机制，打通技能等级、职称评审、项目负责人遴选、荣誉表彰等通道，让能者多得、优者优先，稳定一线骨干；三是强化跨部门协同，推动文物部门与工会组织、高校院所、科研机构和企业形成合力，在材料科学、环境控制、数字化记录与风险预警等方向开展联合攻关，让传统技艺与现代科技在同一工作链条中更紧密融合。 五、前景：从“修得好”走向“管得住、传得开”，为文化强国建设积蓄动能 面向未来，文物保护将更加重视预防性保护、系统性保护与全流程管理，数字化采集、信息建模、过程留痕与开放共享将成为重要趋势。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也将从单一技能比拼转向复合能力提升：既懂工艺，也懂规范；既能修复，也能研究；既能上手，也能记录与表达。随着更多典型示范带动形成“尊重技能、崇尚匠心”的行业氛围，文物保护的质量、效率与安全水平有望提高，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供更坚实的支撑。 本次确定的2025年度“全国文物大工匠”入选对象为： 白荣金（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续凯（山西博物院）、张珮琛（上海博物馆）、薛林根（苏州太湖古典园林建筑有限公司）、蒋钦全（福建省泉州市古建筑有限公司）、孙亮申（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方北松（荆州文物保护中心）、陈卉丽（大足石刻研究院）、马宇（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付有旭（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技术服务中心）。
文物包含着民族记忆与历史脉络；保护文物不仅需要理念与制度，更离不开一代代把责任落在指尖、把规范落到细节的技能人才。以选树促激励、以典型带动行业向上，是对劳动价值的再次确认，也是对文明传承的持续加固。让更多一线守护者被看见、被尊重、被支持，才能更好地把历史留给未来，让文化自信建立在扎实的实践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