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任务更重、力量偏弱的矛盾日益突出；生态环境治理的重点和难点多基层，污染源监管、风险排查、执法检查、应急处置，以及服务企业绿色转型等工作，最终都要在县区、乡镇等一线落地。近年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离不开基层的长期坚守。但进入新阶段，生态环境法典正式通过并实施，对应的标准不断趋严，新污染物治理、土壤污染防治、碳排放管理等任务密集推进，基层工作量和复杂性同步上升。现实中，一些地方仍存在编制紧、专业力量不足、装备和信息化能力跟不上的问题，“小马拉大车”成为影响治理效能提升的短板。 原因——专业迭代快、数据与考核负担偏重、数字红利未充分下沉。一上，生态环境治理迈向精细化、系统化，法规更新和技术升级频繁。基层人员经验丰富，但面对新领域知识快速迭代，学习成本高、跟进压力大，影响政策衔接和监管精准度。另一方面，虽然基层减负持续推进、政务数据共享机制优化，但在一些地方仍存在重复填报、多头报送、检查偏多等现象，基层不得不投入较多精力在材料和迎检上。同时，数字化监管能力地区差异明显，在线监测、视频监控、便携检测等装备在部分县区配备不足。面对隐蔽性、流动性强的环境违法行为，仍较依赖人工巡查，难以形成高效闭环。 影响——既影响执法监管效能，也压缩主动服务发展的空间。基层力量与能力不足，会直接影响发现、研判和处置问题的速度，容易出现监管时紧时松的波动，难以形成稳定、可预期的治理秩序。更值得关注的是，基层若长期被动应付任务与考核，源头治理、清洁生产、园区绿色升级等工作就难以主动谋划。实际上，推动企业技改减排、打造低碳园区、合力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基层最贴近产业和企业，最有条件把政策转化为项目和成效。但如果缺少常态化反馈渠道和正向激励，一线经验难以转化为制度优化，基层潜力也难充分释放。 对策——“减法”松绑与“加法”赋能并举，形成可持续的基层能力体系。 一是构建供需匹配的能力提升体系。围绕生态环境法典实施、新污染物治理、碳排放管理、执法规范化等重点方向，建立分级分类、常态化培训机制，更多采用案例教学、现场实训、跟班学习等方式，提高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推动省市技术力量常态化下沉，形成技术帮扶、业务指导、联合执法办案等机制，帮助基层解决“看得见但吃不透”“想执法但不会办”等问题。同时注重总结推广一线经验，把基层实践中形成的有效做法提炼为可复制的工作范式，实现经验反哺制度、实战反哺培训。 二是以制度性减负换取治理增效。以数据共享为抓手，推动核心数据“一次采集、多方共享”，减少重复填报和无效报表。统筹各类专项检查，推行“综合查一次”，提升监管协同性和企业获得感。落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相关规定中关于优化精简考核体系的要求，突出结果导向和问题导向，减少不必要的留痕和层层加码，推动基层把更多时间用在现场发现问题、推动整改和源头预防上。 三是推动智慧监管真正向县区延伸。加大对基层在线监测、视频监控、移动执法终端、便携式检测设备等配备力度，缩小技术差距。推广成熟的数字化监管模型，帮助基层建立“智能预警—快速响应—闭环处置”的流程体系，提高对异常排放、偷排漏排等行为的识别能力。探索上级平台向县区开放部分非敏感数据接口、分析工具与算力支持，让基层共享模型能力，做到“用得上、用得好、用得起”。 四是疏通反馈渠道并强化正向激励。建立常态化的基层意见征集和问题反馈机制，在法规制定、政策修订和标准完善中更多吸纳一线建议，提高制度设计的针对性和落地性。完善激励导向，对基层主动服务绿色转型、推动清洁生产、开展源头治理等工作给予更多支持与认可，引导基层从“完成任务”向“解决问题、服务大局”转变，形成敢担当、善作为、能攻坚的工作氛围。 前景——夯实“最后一公里”，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稳定支撑。随着顶层制度持续完善、治理手段不断升级，基层治理能力建设将成为“十五五”时期生态环境工作的重要支点。可以预期，减负增效与精准赋能同步推进，将推动基层从“人海战术”转向“科技+机制”的精细治理，从“事后处置”转向“源头预防”，更好统筹生态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为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提供更坚实执行力与穿透力。
基层强则治理强。把减负落到制度上，把赋能落到能力供给上，把技术装备送到一线，把激励导向对准实绩，基层才能轻装上阵、精准发力。随着政策、资源与机制继续向基层聚焦，生态环境治理“最后一公里”将更稳更实，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夯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