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冬天，高君曼把自己年仅22岁的青春，都给了一场私奔。她不顾家里的反对，跟着已经成家、声名显赫的姐夫陈独秀跑了。这个曾经的“作女”，就是想看看所谓的自由恋爱到底能走多远。为了这份感情，她把北京女高师的文凭和家世全都扔到了脑后。 两人从安庆出发，一路逃亡到了杭州、北京、上海。高君曼在这段动荡的岁月里，不仅要洗衣做饭照顾家庭，还要帮陈独秀抄稿子、掩护同志们。为了让他能安心改变中国，她甚至不惜把自己的生命搭进去。1925年的时候，两人因为性格不合彻底闹翻了。陈独秀只留下一句“我们不合适”，就把她和两个孩子丢在了南京。 为了养家糊口，她只能靠丈夫每月寄来的30块钱勉强度日。这点钱在今天连一顿像样的火锅都吃不到，更何况是在20世纪20年代的南京。高君曼本身就有病却没钱治，只能硬扛着。1931年冬天，这位曾经风光无限的“革命合伙人”，在南京一间破屋里病逝了。 高君曼其实有才华。她写的诗发表在《民国日报》上，字字句句都透着思念和愁苦。但那个年代只记得陈独秀是那个写《新青年》的人、是五四运动里冲在最前面的人。至于她呢？最多也就是在历史书上留下一个“陈独秀的第二任妻子”的小注脚。 你可以说她傻得太彻底，为了一个男人毁了自己的一生；也可以说她太相信爱情和那个“改变中国”的男人。当大潮退去后留在沙滩上的那些东西才是最残酷的现实。那个时代给女性的答案就是：你可以爱得轰轰烈烈，但最后能不能活得体面，真的得看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