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重病面前，夫妻扶养责任能否“选择性履行” 江苏省法院与省妇联近日联合发布的家事纠纷典型案例显示，家庭内部的扶养责任一旦被“经济化”“情绪化”处理，易将患病一方推入困境，也使婚姻家庭关系面临法律与道德的双重考验。案例中，杜某与杨某结婚后，杜某患上视神经脊髓炎谱系疾病，病情逐步加重，出现右眼失明、左眼视力下降等严重后果。2022年7月，杨某将杜某送至其母亲家中生活，此后杜某起居主要由母亲照料。2024年3月，杜某又被诊断为脊髓损伤、截瘫等多重残疾并被评定为多重残疾二级，基本丧失劳动能力且生活不能自理。治疗期间，杜某亲属垫付医疗费10余万元，而杨某仅支付2万元，此后以偿还房贷、抚养子女以及正起诉离婚等理由拒绝继续承担。杜某遂诉至法院，要求承担医疗费并支付扶养费。 原因：对法定扶养义务认识不足与家庭风险分担机制薄弱交织 从案件呈现的矛盾脉络看，一些当事人将婚姻关系中的扶助责任误解为“感情好才履行”的道德选择，忽视其法定属性；在现实层面，房贷、育儿等家庭支出叠加重大疾病冲击，导致部分家庭在风险面前出现“支出挤压”，甚至以离婚诉讼作为规避责任的借口。此外，患者长期治疗带来的护理、康复和持续性开支，往往超过一般家庭的短期承受能力，若缺少有效的保险覆盖、社会救助与亲属协同机制，纠纷更易激化并进入诉讼程序。 影响：既关乎个体生存尊严，也影响家事治理与社会预期 夫妻扶养纠纷表面是家务事，实质关乎弱势群体基本生活保障与家庭稳定。患病一方在丧失劳动能力、生活无法自理的情况下，如果扶养责任被拒绝履行，将直接影响其治疗连续性与基本生活条件，也可能加重原生家庭负担，引发新的矛盾链条。从社会层面看，此类案件的裁判规则具有明确的行为引导效应：扶养义务不可因分居、感情变化或提起离婚诉讼而被“悬置”，法律将为困难一方提供可执行的救济路径，维护婚姻家庭关系中的基本安全预期。 对策：以法律刚性明确责任边界，以多元机制降低纠纷成本 法院审理认为，民法典明确夫妻负有相互扶养义务。杜某身患重病、丧失劳动能力且生活不能自理，属于需要扶养的法定情形。杨某在将杜某送回其母亲家中后，未充分履行经济供养与生活扶助责任，杜某有权请求给付医疗费、扶养费。综合双方共同生活情况、疾病治疗需要、当事人经济状况、杨某负担能力及当地平均生活水平等因素，法院酌情判决杨某支付医疗费及扶养费合计5万元。 从治理角度看，减少此类纠纷，一上要持续强化普法宣传与典型案例释法，让公众明确“扶养义务是法定义务而非情感附加项”；另一方面，应推动家事审判与妇联、民政、社区等形成联动，完善家事调查、评估与调解机制，尽可能在诉前厘清责任、促成履行；同时，鼓励通过商业保险、医疗救助、残疾保障等方式提升家庭抗风险能力，降低因重大疾病引发的“断供式”矛盾。 前景：以案例规则促家风建设，以制度合力织密困难人群保障网 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传递出清晰信号：家事裁判不仅解决个案争议，更要通过规则表达推动形成稳定预期。随着家事审判方式优化、社会救助与医疗保障体系持续健全，夫妻扶养、赡养抚养等责任的界限将更加明晰，拒不履行义务的成本也将更提高。可以预期，司法机关持续以案释法、以裁促治，将有助于把“扶弱济困、守望相助”的价值导向落到可操作、可执行的制度轨道上。
"一日夫妻百日恩"这句古训蕴含的不仅是道德劝诫，更是法律的强制要求；婚姻制度之所以为社会所珍视，正在于它承载了人们在最需要帮助时的相互扶持。当配偶陷入病痛和困顿之中时，另一方的扶养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须履行的法定义务。江苏法院通过此典型案例的发布，再次强调了法律对家庭伦理的尊重和保护，同时也对试图逃避责任的行为进行了有力制约。在建设法治社会、弘扬家庭美德的当下，这样的司法实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