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边境地区在推动发展与守好安全底线之间，长期面临“双重任务”。
一方面，乡村产业基础相对薄弱、人口外流与人才短缺并存，集体经济“造血”能力不足，部分村庄发展动力不强。
另一方面，海疆与陆地边境线长、点多面广，渔船流动性大、渔民作业分散，治理触角延伸难、应急响应链条长，既要服务群众生产生活，也要提升管边控海的精细化水平。
原因——从现实看，上述难题既与区位有关，也与治理方式和组织覆盖度密切相关。
丹东作为我国少有的沿江、沿海、沿边城市之一，发展要素在城乡、陆海、边境之间高度流动，传统以行政边界为主的资源配置方式，难以满足产业链协同、跨区域协作和海上动态管理需求。
同时，乡村振兴进入由“补短板”向“强机制、强能力”升级的新阶段，基层组织体系是否健全、党员骨干是否充足，直接影响政策落地和产业培育成效。
影响——围绕破解“发展动力不足、治理精度不够”的结构性问题，丹东以“一盘棋”理念推进边境党建与乡村振兴、边疆治理贯通发力，基层组织的凝聚力、组织力和战斗力得到增强。
人才方面，当地回引498名高校毕业生回村任职，455名本土骨干纳入村级后备力量库，52名优秀大学生进入村“两委”班子，为村级治理与产业发展补齐关键短板。
教育培训方面，依托“抗美援朝出征地”等红色资源，创作情景互动式党课370余堂，教育党员67万人次；针对海岛渔民党员分布分散、上岸时间不固定等特点，采取“回岸送学”“上岛送学”等方式提升培训覆盖面。
阵地建设方面，新建和改扩建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349个，进一步夯实边境一线服务群众的基础支点。
对策——在富民强村上，丹东突出组织带动与产业嵌入，推动党建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一是完善党群共富责任区设置，组织2.2万名党员结对带动群众进入产业链条，推动年增收约9400万元，形成“党员带头、群众跟进、产业增效”的联动格局。
二是推进村党组织领办创办农民专业合作社，分类引导资源类、产销类、服务类合作社发展，累计整合集体资金5.1亿元，领办创办农民专业合作社266个，实现集体经济年增收2100万元，通过规模化经营提升集体资产运营效率。
三是推广“党支部+飞地+园区”模式，建立“飞地”特色产业园区67个，推动草莓、蓝莓等小浆果产业向集约化、规模化、标准化延伸，以园区化承接资金、技术、市场等要素，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和村集体收益来源。
数据显示，“三强”行动实施以来，全市189个集体经济薄弱村全部实现“摘帽”；2024年村级集体经营收入10万元以上的村占比达到77%，并培育形成特色产业“百万村”38个、“千万村”5个。
在强边固防上，丹东将基层组织体系嵌入边海防治理链条，突出网格化、平台化和应急处置能力建设。
海疆一线实施“红网”工程，构建“管边控海管理、边海防党组织、海上网格治理、边海防服务”四大体系，成立市级执法船党支部1个、功能型渔船党支部12个、渔港码头党支部7个，对146名渔民党员进行精准管理。
同时，按“每个网格覆盖10到15艘渔船”标准划分渔船网格146个，把组织触角延伸到海上作业单元，实现信息收集、风险预警、服务保障与应急处置的协同联动。
陆地边境则打造“党群e家”联防平台，推广“十户联防组+一键报警”模式，覆盖7个边境乡镇、24个抵边村、1.3万户边民，已成功处置突发事件87起，推动群防群治从“经验型”向“机制型”转变。
前景——从发展趋势看，边境地区高质量发展需要在产业韧性、治理韧性和组织韧性上同步提升。
丹东以党建统领打通“产业—人才—治理—服务”链条，既有助于稳定边境人口与劳动力供给，也有利于提高产业组织化程度、增强集体经济可持续性。
下一步，随着特色产业园区进一步完善标准体系与冷链物流、品牌营销等配套，合作社规范化运营与联农带农机制更加成熟，村级集体经济有望实现从“增量”向“提质”升级；同时，海上网格与陆地联防平台若持续迭代数据共享、应急联动和便民服务功能，边海防治理的精细化水平将进一步提高，为边境地区的安宁稳定与长远发展提供更强支撑。
从贫瘠边陲到繁荣口岸，丹东的蜕变印证了"治国必治边"的深刻内涵。
在新时代边疆治理体系中，党组织既是定盘星又是发动机，只有将红色基因转化为发展动能，才能让万里边关既固若金汤又充满活力。
这片黑土地上的实践，正在书写着兴边富民的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