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航鸟击风险防控体系完善 多层次措施确保飞行安全

问题:航班遭遇鸟击为何引发关注 3月21日,南航发布情况说明称,CZ3554航班(上海虹桥—深圳)起飞后遭遇鸟击,机组严格依程序处置,航班安全返航至上海虹桥国际机场。

航空公司随即启动运行保障预案,做好旅客服务并安排其他飞机执行后续航程。

公开航班动态信息显示,该航班起飞后不久返航落地。

事件再次引发公众对鸟击风险的讨论:体量远小于飞机的鸟类,为何可能影响飞行安全?

原因:鸟击风险集中在“近地空域”和“关键环节” 业内普遍观点认为,鸟击本质上是飞行器在起飞、爬升、巡航或降落过程中与鸟类发生碰撞,可能导致影响飞行安全的事件、事故或征候。

由于飞机在起降阶段高度低、速度快、机动余地相对有限,同时发动机推力与姿态控制处于关键窗口期,一旦发生鸟体撞击或吸入发动机,更容易触发预防性返航或备降等处置。

从既有公开统计看,鸟击多发生在机场及其附近空域,且高度分布明显:大量事件集中于低空,尤其是在几十米至千米范围内,这与鸟类活动高度、机场周边生态环境以及飞机起降轨迹高度吻合。

近年来,城市绿化、水系修复与候鸟迁徙通道叠加,部分机场周边鸟类活动的季节性、群聚性更为突出;同时,机场周边土地利用变化、餐厨垃圾管理、湿地水域分布等因素,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鸟类聚集与觅食路径,增加鸟机相遇概率。

影响:对安全运行与航班秩序带来“双重压力” 鸟击对飞行安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鸟体被发动机吸入可能造成压气机叶片受损,导致推力下降甚至停车;其二,若撞击风挡、机头、机翼前缘或操纵面等关键部位,可能造成结构损伤或影响操纵与传感器工作;其三,即便飞机仍具备安全飞行能力,也可能因需要检查确认适航状态而采取返航、备降或中断起飞,进而带来航班延误、机位与放行资源重新调配、旅客行程调整等连锁反应。

值得强调的是,返航本身并不等同于“险情失控”,而是航空安全理念中“谨慎决策、留足余度”的体现。

机组在发现异常后依照手册与检查单执行处置,航空公司同步启动地面保障、换机续航、旅客服务等流程,正是现代民航运行体系的常态化应对。

对策:机场治理、机组训练、适航标准形成“多道防线” 第一道防线在机场端。

为降低鸟击发生率,各机场通常建立鸟防工作体系:通过日常巡场、驱鸟作业与栖息地管理,减少鸟类在跑道及进近离场航线附近停留;采用声光驱离、车辆巡驱、专用设备等手段提升驱鸟效率;部分机场引入猛禽驯养等生物防治方式,利用天敌威慑改变鸟群活动规律;同时加强对草坪高度、水体治理、垃圾与昆虫源控制等环境要素的综合管理,从源头减少鸟类取食与栖息条件。

随着技术进步,一些机场也在探索雷达监测、视频识别与预警联动,提升对鸟群活动的提前感知能力。

第二道防线在机组端。

鸟击处置是飞行训练的重要内容之一,机组需定期开展模拟训练与复训,熟悉在发动机异常、振动增大、噪声变化、告警出现等情况下的程序处置。

航空公司与制造商为包括鸟击在内的异常情形设置了清晰的检查单与决策流程,目的在于让处置更标准、更快速、更可验证,降低人为判断偏差。

第三道防线在适航与制造端。

运输类飞机在设计制造阶段已将外来物撞击纳入考量,并需通过严格的试验与认证要求。

根据我国民航运输类飞机适航标准,飞机结构需满足特定重量鸟体撞击条件下仍能继续安全飞行并完成着陆的要求,相关规定与国际通行标准衔接一致。

换言之,民航客机能够投入运营,必须在结构强度、关键部件防护与系统冗余方面满足相应门槛。

在大量鸟击案例中,鸟体体量相对较小,飞机通常具备较强的抗击与安全余度。

前景:以协同治理与数字化手段提升“主动防控”能力 随着航空运输量保持高位运行,机场周边生态环境变化与鸟类迁徙规律叠加,鸟击治理将更需要“跨部门、跨区域、跨季节”的协同机制:一方面,推进机场周边土地利用、垃圾处置、水体管理等源头治理,与城市管理、生态保护形成联动;另一方面,强化鸟情数据的积累共享,提升对季节性高发时段、重点区域与高风险航线的预测能力;同时,推动监测预警、驱鸟调度与空地协同的数字化升级,使防控从“事后处置”更多转向“事前预警、动态避让”。

此次事件再次验证我国民航应急体系的可靠性,也折射出航空安全"看不见的防线"。

从适航标准的毫米之争到机场驱鸟的生态平衡,航空安全始终是技术规范与自然规律的和解过程。

随着智慧民航建设推进,如何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航空活动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共生,将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答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