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回忆要从我进入华东政法大学那年说起。那会儿我身上背着“保研”、“名次前列”还有“学生干部”的各种标签，心里挺矛盾，既觉得骄傲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不停地琢磨，是继续走本科的老路，全面发展，还是老老实实读书，顺利毕业呢？或者干脆把硕士当跳板，去读博士？这些问题在脑子里转来转去，让我觉得特别难。 后来遇到了陈越峰老师和一群志同道合的同学，老师跟我说：“学习是个长期积累的过程，就是生活的一部分。”这句话就像种子一样种进了我那颗浮躁的心。 为了搞懂“法教义学”，我第一学期就啃了拉伦茨的《法学方法论》，可感觉它还是很抽象。直到我当上了本科生《行政法案例研习》的助教，处理了嘀嗒拼车案、明灯食品厂还有免费师范生接收案这些案子，才明白原来这个方法能真刀真枪地干活。 当时我和两位研一的同学先做完作业，再让张怡静师姐（现在是清华大学的博士）给批改。师姐的批注特别犀利，把“体系解释—目的解释—利益衡量”这段内容拆解得特别透彻。我这才发现方法不是什么玄学，而是可以通过反复训练练成肌肉记忆的。 在公法研读会上讨论北京联立公司案的时候，大家围着一圈聊得热火朝天。这个案子用德国的“保护规范理论”给原告资格撑腰，把体系解释和利益衡量结合起来用。那次讨论让我意识到理论不只是放在书架上看的装饰品，而是可以拿来马上用的“瑞士军刀”。 真正让我开窍的是何海波老师的《法学论文写作》。我把书里的内容逐字标注、逐段拆解后发现，“问题意识”就是论文的灵魂所在。 我在师兄师姐的选题论证会上锁定了《个人信息保护法》第45条第2款：“撤回同意≠一键删除”。我用框架把它拆成“删除权规范内涵—撤回同意的边界—体系冲突与协调”这几个步骤，最后写成了一篇5000字的长文。 文章投出去经历了三轮外审和一次大修，我才真正明白了“选题重要，逻辑更命根”。在华东政法大学学报编辑部跟着肖崇俊和宫雪两位老师改稿时才发现，哪怕是改个标点或者词组都能决定文章的命运。 写毕业论文的时候我差点崩溃了，大纲改了六版都不行。我干脆关了电脑重读拉伦茨和齐佩利乌斯的书，又去图书馆补充调研。同门给我起了个外号叫“推土机”，意思是我把论文一层一层刮掉再重新打好基础。 最后的定稿有8万字，我把个人信息删除权放进行政法体系里重新衡量了一下。 申博材料提交的前一天晚上，我刚好把毕业论文初稿弄完了。我就把那套研究思路也放进了博士申请表里。虽然那段时间忙得像在玩极限跑酷一样紧凑，但我也感觉到只要把基础打牢了，路自然就清晰了。 回顾这三年的经历我只想说：努力本身就是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