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创新基层文化服务模式 "红色小板凳"点亮乡村文化生活

问题: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如何更可及、更常态、更贴近群众,是不少地区长期面临的现实课题。

过去一段时间,基层文化供给在部分地方存在供需错位:一方面,优质文化资源更多集中在城市和固定场馆;另一方面,乡村社区群众对文化活动的期待并不低,但受场地、组织、专业力量不足等因素制约,活动容易“热在一阵、冷在平时”。

如何把公共文化服务做成群众“愿意来、经常来、持续参与”的生活方式,需要新的组织形态与供给机制。

原因:安徽的探索把着力点放在“人”与“机制”上。

2012年,当地组建首支省级群众文化辅导员队伍,明确以“自发自愿、规范引导”为原则,把群众中有特长、有热情的人组织起来,使其从文化接受者转变为文化生产者、传播者。

随着队伍扩充,辅导员规模从起步阶段不断壮大,目前已发展到15495人,其中九成以上扎根社区与乡村的二、三级辅导员。

队伍构成多元,既有退休教师、非遗传承人、乡村文艺骨干,也有返乡青年、大学生等新力量。

与此同时,安徽以分级培训夯实能力基础,省级示范培训定期开展,市县结合本地特色组织专题提升,年度累计培训8510天、12.8万人次,并通过统一工作手册、徽章服装、聘书等方式强化规范化管理,让“来自群众”的力量能够“服务群众”且可持续。

影响:供给方式的变化带来基层文化生态的重塑。

在含山县环峰镇胡蒋社区,“红色小板凳”围成的圆圈就是舞台,文化辅导员携乐器走进人群,短小精悍的演出让乡亲们在家门口就能共享文艺。

当地服务队累计形成325个节目、汇聚800多名志愿者,说明基层文化供给并不必然依赖固定舞台和复杂设备,关键在于组织动员与内容匹配。

放眼全省,文化辅导员带动组建群众文艺队伍6547支、队员13.8万名,组织活动超过3万场,参与群众达135万人次。

持续开展11年的“送戏进万村”活动,每年演出2万余场,文化辅导员在组织观众、协调场地、服务保障等环节发挥“连接器”作用,使公共文化服务更具可达性与连续性。

各地的差异化实践进一步拓展了服务半径与传播方式。

灵璧县非遗传承人开设“文化夜宵”线上栏目,以互联网传播曲艺与民俗,累计播出172期,单期点击量稳定过万;六安市推出“社区艺校”,2024年在17个社区教学点开设课程1278班次,培训学员1.9万人次,形成“培训—展示—再培训”的循环。

个体辅导员的长期坚守也在增强基层文化的韧性:有人退休后继续牵头志愿服务队,累计组织演出与宣讲1600余场;有人带领村民自建文化中心、开办留守儿童暑期班,7年服务437人次;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返乡开展“坠子声声传薪火”活动,走进学校与景区,推动传统艺术在青少年与游客群体中扩面传播。

这些案例表明,公共文化服务不只是“活动次数”的增加,更是社会参与、文化认同与代际传承的联动提升。

对策:要让“种文化”真正扎根,需要在激励、协同与制度供给上持续完善。

一是健全分层分类的能力建设体系,针对组织策划、群众动员、非遗教学、数字传播等不同能力模块,提供更精准的培训与督导;二是完善评价与激励机制,让服务时长、服务质量与群众反馈可记录、可量化、可认定,增强辅导员的荣誉感与获得感;三是拓宽社会力量参与渠道,推动文化馆、学校、高校、培训机构、社会组织协同供给,形成“公共资源+社会资源+群众力量”的组合;四是推动文化服务与基层治理、乡村振兴相衔接,把文化活动嵌入村规民约宣传、移风易俗、未成年人关爱、文旅融合等场景,提升综合效益。

近年来,歙县探索“基层文艺骨干孵化基地”,合肥建立与高校合作的“志愿服务学分银行”,金寨选聘“文化特派员”定点服务重点乡村、满意度超过90%,都体现了以制度创新提升可持续性的方向。

前景:从长远看,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正在从“项目式供给”走向“生态式生长”。

安徽已形成省市县乡村五级联动的文化辅导员网络,并有9.2万名文化和旅游志愿者协同配合,为公共文化服务提供了稳定的人才支撑。

随着数字化传播拓展边界、文旅融合打开场景、青年群体加速回流,基层文化供给有望从“办活动”进一步迈向“建体系、育队伍、强品牌”。

关键在于持续守住群众主体地位,让文化活动真正回应生活需要、体现地方气质,在日常中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基层文化治理经验。

文化辅导员队伍的发展实践启示我们,基层文化建设的活力源于人民群众自身。

当我们把文化权利还给人民、把文化舞台交给人民、把文化创造权赋予人民时,最广泛的文化资源就被激活了。

安徽的探索表明,公共文化服务的真正目标不是简单地满足文化需求,而是唤醒和培育群众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

在乡村振兴的新时代,这样的"文艺火种"正在为基层文化发展点亮新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