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燃灯佛舍利塔位于京杭大运河北端，是运河文化的重要地标。受自然风化、历史变迁及地震等灾害影响，这类古建筑常同时面临结构损伤与附属金属构件老化缺失两重难题。以燃灯塔为例，塔刹等关键青铜构件曾出现歪斜、破损，檐角铜铃也大量残缺丢失。铜铃不仅用于装饰，其声响意象与空间秩序同样构成古塔文化记忆的一部分。如何抢救性修缮中实现“可识别、可追溯、可延续”的修复，成为工程难点之一。 原因—— 一是时间与环境的持续侵蚀。青铜构件在风雨、温差与污染环境中易出现锈蚀、裂纹和结构疲劳，早期铸造缺陷也可能随岁月逐步显现并放大。二是灾害冲击造成的突发损毁。地震等强外力可能导致构件变形、断裂甚至整体位移，使修复不再只是工艺层面的补救，而成为兼顾安全与文物信息保护的系统工程。三是传统工艺人才与工序的稀缺。青铜修复并非简单“补缺”，需要兼具金属加工能力、历史器物辨识能力与对原物信息的敬畏；而传统工序繁复、对经验与手感依赖高，人才培养周期长。 影响—— 在文物层面，青铜构件修复质量直接关系古建筑历史信息的完整性。纹饰、尺寸、重量、锈色与质感等细节若处理不当，可能损害文物真实性，也会影响研究与展示价值。在文化层面，燃灯塔与大运河包含着区域记忆与城市精神地标意义，铜铃能否“响起来”、塔刹能否“立得稳”，会影响公众对文化遗产的感知与理解。在产业与传承层面，文物修复实践既关系传统工艺的延续，也为文创转化提供专业边界与标准：缺乏考据与规范的“创新”容易停留在表层，难以形成可持续的文化表达。 对策—— 围绕上述问题，燃灯塔修缮强调“专业修复+工艺传承”的协同路径。作为“古铜张派”第四代传人，李万祥在修缮中承担塔刹等复杂铜构件修复，以及大量铜铃的补铸与修复任务，其实践体现出几项关键原则与方法。 首先，坚持以“修旧如旧”为准则。修复目标不是做出“更漂亮”的新件，而是在最大限度保留原物信息的基础上，保持整体风貌一致，避免用现代审美替代历史真实。为此，修复既要“看得懂”古器，也要“做得回去”。例如纹饰处理需与原构件逻辑一致、线条尺度统一，做到形制相符、气韵相接。 其次，依托成熟的传统工艺体系提升可控性。以“失蜡法”为代表的传统铸造工艺涵盖塑形、翻模、制蜡型、挂砂制壳、脱蜡焙烧、熔炼浇铸、清砂焊接、打磨做旧等多道工序，环节多、误差累积风险高，但优势在于能复现复杂细节与古法质感。实践中，工匠既要遵循工艺规律，也需结合现场条件处理吊装、定位与安装等工程问题，在“技术—现场—文物信息”之间寻找平衡。 再次，明确“复制”与“仿制”的边界。文物保护场景中的“复制”强调学术严谨与高度一致性，服务于研究、展示或替代使用；而在文创开发等场景中，“仿制”可在考据基础上进行合理转化，更注重神韵表达。边界清晰有助于形成可执行的行业规范，避免商业需求冲击文物修复的专业底线，也为传统工艺进入现代生活提供路径。 前景—— 面向未来，文物保护正由单点修复走向系统治理。随着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城市更新与文旅融合推进，遗产保护被提出更高要求：既要“修得对”，也要“传得下”“用得好”。这意味着一上要完善技术标准与过程记录机制，让修复更透明、更可追溯；另一方面要加强传统工艺人才培养与支持，使“手上功夫”与“知识体系”同步提升。以工匠长期参与重大修缮项目的实践为依托，将传统技艺纳入现代保护体系，并通过规范的文创转化扩大社会参与，才能让文化遗产从“被看见”走向“被理解”，从“被保护”走向可持续传承。
从钢铁车间的铿锵到青铜纹饰的细致，李万祥用四十年诠释了“择一事终一生”的匠人精神。在快节奏的当下，这种对传统的坚守与创新，不仅让千年古塔重现生机，也让文化遗产保护更具温度与质感。当燃灯塔的铃声再次回荡在运河两岸，人们听到的不只是金属的震颤，更是一段文明绵延不息的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