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基层治理与市场经营对高质量法律服务的需求持续上升。随着经济活动更活跃、社会结构更趋多元，合同履约、知识产权、劳动用工、宅基地等领域纠纷类型更杂、链条更长，情绪因素也更突出。一些矛盾初期缺少专业引导，容易从“口角争执”升级为“持续对抗”；部分企业对合规建设重视不够，风险识别与证据留存不足，纠纷发生后处置成本随之上升；在行政执法、信访事项办理等环节，法治审核与释法明理的专业支撑仍需加强。 原因——专业资源配置与服务方式有待与新形势更好匹配。调研认为，律师参与基层治理已有基础，但实践中仍存在“触达不够靠前、机制衔接不够紧、成果落地不够实”等情况：有的驻点服务偏重“等诉求上门”，对苗头性问题介入不足；企业使用法律服务仍以“事后补救”为主，法律意见前置、尽职调查、动态风险清单等机制尚未常态化；群众的法律需求与情绪诉求常交织在一起，若缺少耐心疏导与通俗表达，容易影响调解效率与信任建立。 影响——把法律服务做在前面，可有效降低治理成本、稳定发展预期。与会人员表示，律师作为专业力量，既能为政府依法行政提供程序规范、合法性审查和争议化解支持，也能为企业经营筑牢风险防线，还能在群众矛盾中发挥释法析理、定分止争作用。通过前移矛盾化解关口，可减少诉讼增量、缩短处置链条，推动形成“预防为主、调解优先、依法处理”的治理格局；通过完善企业合规体系，可降低经营不确定性、增强市场信心；通过提升法律服务的可及性与亲和度，有助于增强基层法治认同，稳定社会预期。 对策——推动律师力量从“单点服务”向“体系协同”升级。调研提出，要依托矛盾纠纷调解平台，推动律师从“坐等咨询”转向“贴近一线”，聚焦婚姻家庭、邻里纠纷、农村土地与宅基地等高频领域，建立早发现、早介入、早缓冲机制，把调解服务延伸到社区、乡村和企业园区。围绕政府侧法治需求，探索拓展“律师+行政执法”应用场景，在执法程序把关、行政复议应对、重大事项风险评估各上形成常态化支持；围绕信访事项办理，加强律师参与释法明理与矛盾疏导，推动依法分类处理与实质性化解更好衔接。围绕企业端关切，突出法律服务“前置化、清单化、动态化”：重大合同、投融资、并购重组等环节加强尽职调查与法律论证；形成可操作的风险清单并定期更新；通过合规培训、制度梳理和争议预案，减少“踩坑式”成本。围绕群众工作方法，强调把法理讲清、把情理讲透：通过上门答疑、通俗告知书、普法小课堂等方式提升沟通效率与获得感，推动依法维权与理性表达形成共识。 前景——以制度化供给提升“三服务”效能，助力高质量发展与基层善治。调研认为，随着公共法律服务体系优化，律师参与社会治理的空间将深入拓展。下一步，应在明确职责边界、完善考核激励、优化协同流程等上持续推进，推动律师专业优势与党委政府治理需求、企业合规建设需求、群众法治需求更精准对接；同时，鼓励律师队伍加强政治素养与职业风险防范能力建设，依法规范执业、提升服务质量，以更高水平的法治供给保障经济社会发展。
阳光洒在律师事务所党建墙上的“法治护航，共富先行”八个大字，成为这场调研的生动注脚。在法治中国建设进程中，律师不仅是法律的守护者，也是基层治理的重要参与者。嵊州的探索表明，当法律服务更早、更深地嵌入基层治理，政府、企业与群众都能从中受益。此做法有望为各地提升基层治理法治化水平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