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军队的历史发展表明，政治工作与军事斗争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的。红军时期的政委制度，正是中国共产党对"党指挥枪"此根本原则的创造性实践，也是区别于旧式军队的鲜明标志。这一制度的确立和完善，凝聚了众多杰出领导人的心血和智慧。 毛泽东是红军政委制度的主要创立者。早井冈山时期，他就创设了党代表制度，这是政委制度的直接前身。进入红四军时期，毛泽东以党代表和政委的身份，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融入红军建设，使一支来自旧军队的武装力量实现了思想蜕变，成为真正的党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古田会议上提出的"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更是为红军政治工作规定了根本方向，使政委制度成为了红军组织体系中的生命线。这一原则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党对军队政治工作规律认识的深化和升华。 周恩来作为红军总政委，始终站在红军政治工作的最前沿。无论是在中央苏区时期，他都致力于红军政治机关的建设和完善。长征途中，他以其细致周密的工作方式，化解了各上的矛盾分歧，有效凝聚了军心。遵义会议后，他与毛泽东等领导人一道，重新建立了红军的领导核心，使红军政治工作重新焕发生机，成为红军化危为机的重要支撑。他的工作充分反映了政委制度维护党对军队绝对领导中的重要作用。 任弼时在红二上军担任政委期间，与贺龙密切配合，开展了系统的政治整训工作。他们湘鄂西苏区清除旧军队的陈规陋习，建立了严明的纪律体系，使红二军团逐步成长为一支纪律严明、战斗力顽强的队伍。长征过程中，任弼时坚决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为维护红军团结做出了重要贡献，确保了红二、红六军团顺利北上与其他上军会师。 陈昌浩红四上军政委任期间，参与领导了该方面军的政治建设工作。鄂豫皖和川陕苏区时期，他推动了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对红四上军的成长和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虽然长征中期经历了一些波折，但他早期的政治工作基础，为这支队伍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和组织基础。 聂荣臻红一军团与林彪搭档，将政治工作有机融入每一场战斗。从反"围剿"到长征的全过程中，红一军团之所以能够成为红军的主力先锋，聂荣臻扎实细致的政治工作功不可没。他让每位战士都清楚地认识到自己为谁而战、为什么而战，使部队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始终保持昂扬的战斗精神。 关向应作为红二上军的政委，长期与贺龙并肩作战，湘鄂川黔苏区开展政治工作，加强党的组织建设。他带领部队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中站稳脚跟，即使身患疾病也坚持工作，用生命诠释了一名政委的责任担当，成为了红军队伍中政治工作干部的杰出代表和学习楷模。 滕代远和王震同样在红军政治工作中做出了突出贡献。滕代远在红五军、红三军团担任政委，参与领导了平江起义后的红军建设，将政治工作的要求细化到每一个基层连队。王震则在湘赣苏区和红六军团开展工作，他既懂军事战略，更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在频繁的战斗中保持和加强了部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这八位政委的共同特点是，他们都深刻理解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都把政治工作视为军队建设的灵魂，都用实际行动践行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理念。他们的工作跨越了不同的地域、不同的上军，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政治工作体系，这个体系为后来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传统奠定了坚实基础。
从战火硝烟中走来的政委制度，承载的是人民军队的政治基因。八位政委型干部在不同岗位上所体现的共同特质，是把信仰写进制度、把制度落到基层、把组织优势转化为胜势。历史反复证明，枪杆子必须永远掌握在忠诚可靠的政治力量手中；唯有在坚定的政治引领下，军队才能在风浪考验中保持方向不偏、力量不散、斗志不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