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最早把整本小人书“复印”到作业本的边角纸上，到把堆积成山的宣纸落满灰尘，“纸墨的温柔较量”贯穿了我的一生。在小学时光里，没有零花钱的我甚至把国营印刷厂切下的两指宽切纸边条当成宝贝。那些切纸条一米多长，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我的“大作”，无论是《西游记》里的孙悟空、猪八戒，还是课本里的飞机大炮、鸡鸭花草，都被我随意放大或缩小后搬到了纸上。 直到工作后才有了统一发的本子，画儿便被我束之高阁。但为了给学生讲清楚《核舟记》中苏轼、黄庭坚、佛印三人的具体位置，我不得不在黑板上挥洒几笔。粉笔屑飞扬间，三人小像便立现眼前。虽然那时学校统一发本子，但画画的爱好却没有被彻底遗忘。 临近退休时花了几千元囤了纸墨打算“大干一场”，没想到生活中的茶事、宗亲聚会、看影碟和朋友聚餐轮番登场。这些活动将宣纸的位置抢占一空，真正能让我静下心来的时间少之又少。 直到厦门疫情突袭小区封控的时候，我在阳台上的小桌前挥毫泼墨。这才让妻子笑说我“像回到了少年”。疫情期间的创作确实像是一次“潮汐”，让我找回了久违的激情。 这阵子我连写了四幅行草，毛笔开叉的毛病始终改不掉。虽然换了笔但依旧不分叉。每写一遍手腕都会越转越沉，仿佛在替古人发一声长叹。王之涣在《登鹳雀楼》里的豪气直冲纸背；王维笔下桂花落春山的静谧让人沉醉；杜牧在《江楼》中描绘的半曛残酒和孤雁冲雪的场景令人唏嘘；刘禹锡那首《乌衣巷》更是把朱雀桥边野草花的苍凉写得淋漓尽致。 从铅笔到宣纸，从课本夹缝到阳台小桌，诗书画始终伴随着我一路走来。纸可能会泛黄，墨也可能会干涸，但那一刻的心跳却不会停止——只要提起笔来，童年、课堂还有封控时的日子便又重新鲜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