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员转型做短剧却碰上了薪水发不下来的困境，整个行业都在琢磨该怎么把工资保障好。最近，于清斌在社交媒体上发了声，说他2025年接了两部短剧，结果制片方到现在还欠着钱，拖了好几个月都没给齐。记者一查发现，这事儿不光是于清斌一个人遇上，这一时间段还有好几个剧组工作人员也被同一制片方拖欠工资。大家伙儿都开始琢磨，这个行业的钱到底咋给才算数。于清斌干这行已经二十多年了，演过《情定三生》《大明嫔妃》这些老片子，跟朱一龙也合作过。这两年影视圈不好过，拍的片子少了，他就在2025年7月正式转去做短剧了。他原本以为短剧拍摄时间短、回款快，能帮他把经济压力减一减，“哪知道这一来反而把自己给困在更复杂的欠薪坑里了”。 于清斌说自己去年9月接的那部《误解后我造成了女儿的悲剧》尾款到现在都没结完，10月份杀青的另一部戏也还欠着。这两部戏都是一个制片人手里的。按老规矩，短剧项目一般一个月左右就能把钱算清，可这制片人老拿“下周发工资”、“被底下人骗了”当借口拖时间，最后干脆没影儿了。 这事儿暴露了短剧行业发展太快的一些管理漏洞。这几年短剧市场涨得飞快，可是规矩、合同监管和工资保障这些制度还没跟上趟。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的数据显示，2025年备案的短剧数量比去年多了210%，但劳务纠纷的投诉也跟着涨了47%。“这可不是哪个人的事，”北京电影学院管理学院的李维老师说，“短剧制作周期比传统剧集短十倍，投资方通常是临时凑人搞个项目组来干活儿，没有长期固定的合作关系，这样给钱就容易出问题。” 实际上，于清斌的遭遇就是好多中年演员生活现状的写照。他说2020年在北京买了六环边上的房子，每个月要还万把块钱房贷。影视寒冬那会儿实在撑不下去了，他还去送过外卖维持生计，“差点儿忘了自己以前是干啥的”。 针对这种维权难的局面，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法务部的王正军主任建议：“大家签合同的时候得小心点，得把付钱的时间节点和怎么赔违约金都写明白。另外咱们还可以搞个行业黑名单制度，大家一起抵制那些老是欠钱的制作方。”现在于清斌已经准备打官司了，北京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总队也说了会盯着这件事看。 从长远来看，短剧行业要想健康发展还得大家一块儿出力。中国人民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的报告里提了三条建议：一是让制片方交保证金；二是搞个电子合同备案系统；三是设立个专门的行业纠纷调解委员会。这些办法要是落实了，能从根子上少发生点欠薪的事儿。 短剧虽然是影视圈的新东西能创造就业机会，但它也得经历点成长的阵痛。于清斌碰上的这事既是一个人维权的例子，也是给行业敲的一个警钟。现在文化市场这么火，怎么才能把保障体系建得更完善？产业怎么发展才能同时保护好干活人的权益？这是监管部门、行业组织还有市场主体都得一起琢磨的问题。只有把行业秩序搞得透明规范了，才能真正让大家敢拍敢想，把影视产业推得更高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