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在新发展阶段，传统依靠规模扩张带动增长的模式正遭遇“边际递减”。
盘和林在书中指出，规模经济曾是中国经济腾飞的重要引擎，但当市场趋于饱和、要素约束趋紧、外部不确定性上升时，单纯做大规模难以持续转化为效率与竞争力。
一些行业出现供需错配、同质化竞争加剧，企业利润空间被压缩，创新投入动力不足；部分领域债务杠杆累积，金融风险与结构性矛盾交织；同时，传统比较优势弱化，产业升级在关键技术环节面临外部掣肘。
原因——规模驱动在过去四十余年有效，关键在于“人口—资本—全球化”三重条件的叠加。
其一，超大规模市场同时提供了强需求与强供给：一方面，人口规模形成广阔消费腹地，产品和服务一旦契合需求即可快速放量；另一方面，充沛劳动力与完整产业体系支撑大规模制造与配套协同，促成产业链集聚与成本优势。
其二，金融体系在改革中不断完善，为企业扩大再生产提供融资渠道，推动制造业扩张、基础设施建设和城镇化进程，加速形成规模效应。
其三，经济全球化与国际产业转移为中国融入全球分工提供窗口期，出口扩大、产业配套完善，使规模优势在全球市场被进一步放大。
但上述条件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人口结构变化使劳动力成本与社会保障压力上升；土地、资源环境等约束趋紧，粗放扩张难以为继；在全球层面，贸易保护主义、供应链重构与地缘政治不确定性抬头，外部需求与规则环境更趋复杂。
此外，部分产业在追求规模过程中忽视差异化与技术积累，导致产品同质化、价格战频发，“量增”未能有效带动“质升”，使规模优势向创新优势转化受阻。
影响——如果动能转换滞后，经济运行将面临多重压力叠加。
首先，产能过剩与低水平竞争容易导致资源错配，企业利润下降，研发投入被挤压，进而削弱长期竞争力。
其次，杠杆率上升与资产价格波动可能放大金融脆弱性，影响宏观稳定与预期。
再次，要素成本上升与外部环境变化将倒逼产业链加速调整，低端环节外迁与高端环节“卡点”并存，产业升级难度加大。
更深层的影响在于，若不能形成以创新为核心的新增长逻辑，超大规模市场的潜力将难以转化为持续的生产率提升，经济增长将更多依赖短期刺激与外部条件，难以满足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对策——书中强调，“不否定规模经济的历史贡献”，关键在于识别边界、完成接续。
面向未来，动能转换的着力点在于从“扩规模”转向“提效率、强创新、优结构”。
一是以科技创新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与产业化应用，形成可持续的竞争优势。
二是以产业升级重塑比较优势，推动传统产业改造提升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壮大，促进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安全水平。
三是以市场化改革优化资源配置，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破除不合理准入壁垒和地方保护，遏制低水平重复建设与“内卷式”竞争，引导资本投向高技术、高附加值和补短板领域。
四是以风险防控守住底线，统筹发展与安全，推动地方债务、房地产等重点领域风险有序化解，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精准性与有效性。
五是以高水平开放拓展新空间，在稳外贸稳外资基础上，推动制度型开放与国际合作多元化，增强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
前景——从全球经验看，后发经济体在跨越中等收入阶段时，往往需要依靠创新实现增长动力切换。
中国拥有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体系、日益壮大的工程技术与人才储备，这是推进创新驱动的基础条件。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数字化、绿色化、智能化将成为产业竞争的主赛道。
能否把市场规模优势转化为标准优势、技术优势和品牌优势，能否通过制度创新激发企业家精神与研发活力，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竞争格局。
盘和林的新著以历史脉络与现实问题相结合的方式提示：动能转换不是简单“换挡”，而是生产方式、产业结构与治理能力的系统重塑。
经济动能的转换反映的是发展阶段的更新和竞争方式的演进。
从规模驱动到创新驱动的转变，既是中国经济自身发展规律的必然要求，也是适应全球竞争新格局的战略选择。
这一转变不会一蹴而就，需要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中稳步推进，需要在坚守底线、防范风险中有序展开。
唯有抓住创新这一核心要素，中国经济才能越过规模扩张的"山丘"，开启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在新一轮全球竞争中赢得主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