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道路交通安全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是公共安全治理的重要领域。近年来，醉酒驾驶持续被依法严厉打击——但司法实践中——围绕“谁应当为醉驾行为承担刑事责任”的边界仍存在争议，尤其是一些案件中出现“诱导他人醉驾以换取立功”等情形：行为人并非实际驾驶者，却通过组织酒局、分工引导、设置情节等方式，推动他人进入醉驾状态并上路行驶，进而通过举报获取利益。这类“做局式”醉驾，不仅增加道路风险，也对司法公正与社会诚信造成冲击，亟需明确规范。 原因：一上，危险驾驶罪规范对象上聚焦“驾驶行为”本身，但现实中醉驾往往伴随社交场景，容易产生“劝酒”“怂恿”“陪同”等周边行为。周边行为与实行行为之间的因果链条、主观故意强度与客观参与程度如何评价，长期以来存在不同理解。另一上，个别人员利用刑事政策中关于立功从宽的制度空间，试图以人为制造违法情境换取从轻处理，导致“以违法换利益”的动机与手段相互强化。再者，执法司法治理醉驾问题上需要保持高压态势，但也必须避免因标准模糊而扩大打击面，使一般性劝说、随口附和与实质性教唆混为一谈，影响法律权威与社会认同。 影响：最高人民法院此次发布的第48批指导性案例（指导性案例268—272号）首次以道路交通安全刑事专题形式集中释法，表达出统一裁判规则的明确信号。据通报，2025年全国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事故总量和较大事故实现“双下降”，全国法院受理涉道路交通安全刑事案件数量也有所下降，交通肇事犯罪一审案件受理量同比下降超过3%。在整体向好的背景下，司法关注点逐步从“数量型治理”向“质量型治理”延伸，即在保持惩治力度的同时，更强调法律适用的精确性与可预期性。对“醉驾做局”这类新型、变型违法犯罪作出规则回应，有助于堵住制度被利用的漏洞，维护公共安全治理的连续性与公信力。 对策：指导性案例通过区分情节、强调恶性，给出了可操作的裁判要点：对采取欺骗、怂恿等方式教唆他人实施醉酒危险驾驶犯罪且情节恶劣的，依法以危险驾驶罪共犯论处；对仅以“不会被查处”“喝得不多”“查不出来”等言语对醉驾者进行一般性鼓励、情节一般的，可不作为共犯处理。这个规则的关键，在于把“实质性推动醉驾发生”的行为与“非决定性附和”区别开来，把“有组织、有分工、有利益驱动的教唆、诱导”与“日常社交中的不当言语”区别开来。案例同时强调醉驾型危险驾驶罪属于故意犯罪，存在共同犯罪的成立空间，但应审慎把握共犯范围，做到既不不当扩大打击面，也不放纵犯罪，实现不枉不纵。 以该批案例中的典型案件为例，对应的人员为谋取所谓立功，委托他人“做局”物色对象，安排多人陪酒并教唆其酒后上高速，再由人员报警举报，最终造成被教唆者醉驾被查获。法院对被教唆者及实施教唆、组织的人员依法追究危险驾驶罪责任，反映了对“制造风险、引爆风险”的实质评价，也向社会表明：道路交通安全治理不容“操纵式违法”，任何将他人推向醉驾风险、将公共道路当作“表演场”的行为，都将被纳入法律规制。 前景：随着道路交通治理进入精细化阶段，司法机关通过指导性案例统一裁判尺度，将继续提升法律适用的一致性和可预期性。预计未来一段时期，相关案件裁判将更重视三类要素：一是主观上是否具有促成醉驾上路的明确故意；二是客观方面是否实施了实质性教唆、组织、分工、诱骗等行为并形成因果推动；三是情节评价是否达到“恶劣”程度，如以谋利、规避处罚、换取从宽为目的，或利用他人弱势、诱导上高速等显著增加危险的情形。，交通安全治理仍需前移关口：完善对聚餐饮酒场景的风险提示与劝阻机制，强化代驾、公共交通等替代方案供给，推动单位、行业协会、平台企业共同落实提示义务与管理责任，形成“事前预防+事中劝阻+事后惩治”的闭环。
道路交通安全关系到每个人的生命安全，需要法律、执法、教育等多方面协同发力。最高法发布的这批指导性案例，通过明确醉驾共犯的认定标准，既回应了公共安全治理的现实需要，也强调了依法审慎的法治原则。今后，全国法院应以此为指引，准确把握法律边界，既依法严惩恶意教唆醉驾等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也防止刑罚权不当扩张。只有做到尺度统一、适用精准，才能在维护道路交通秩序、保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同时，推动法治建设稳步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