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材料围城”挤压基层实干空间；当前，一些地方推进工作中仍存在“以文件落实文件、以台账证明台账”的现象。少数部门把“发文数量”当作“部署力度”，把“材料厚度”当作“工作成效”。不同条线重复报送、配套材料层层加码，基层干部在会议、报表、台账和各类“留痕”之间疲于应付。一些工作看似“痕迹完整”，实则把有限的时间精力耗在整理、装订、汇总和反复解释上，服务群众、解决难题的实绩被挤占。 原因——考核“指挥棒”偏差与治理惯性叠加。一上，部分考核评价仍偏重“可量化、可展示”的材料指标，使“写得好不如做得好”继续变形为“材料齐不如材料厚”。压力传导下，上级追求“可追溯、可验证”，下级为了“可交账、可过关”——材料自然越堆越多。另一上——督查检查存在“进门先看台账、开口先要数据”的路径依赖，个别地方把风险防控简单等同于加码留痕，把责任落实异化为表格落实。此外，数字化平台重复建设、标准不统一，也客观增加了重复填报、重复统计的负担，形成“线上线下两头忙”的新困扰。 影响——政策空转、执行走样，群众感受与治理效能受损。“材料围城”表面上强化管理，实际可能带来多重负效应：其一，工作重心偏移，干部用于走访调研、现场协调、矛盾化解的时间被压缩，政策落地的关键环节缺人抓、抓不细。其二，催生“纸面落实”“材料政绩”，一些单位为迎检赶工、集中补账，出现“临时拼材料”“突击造台账”等现象，不仅浪费资源，也削弱制度公信力。其三，基层“最后一公里”被堵在案头，群众诉求响应变慢、办事效率下降，容易出现“干部忙、群众等”的落差。久而久之，既挫伤干事创业积极性，也影响党群干群关系，拖慢政策红利抵达群众的速度与质量。 对策——从源头改、系统治，形成“少材料、重实效”的治理闭环。治理“材料围城”，不能只靠阶段性清理，更要靠长效机制。 第一，重塑考核评价体系，把“实绩”作为硬指标。将问题解决质量、群众满意度、风险隐患化解效果等纳入评价核心，降低对材料数量、台账格式的依赖。对必须留存的资料划清边界、统一标准，避免各自加码、反复要件。 第二，优化督查检查方式，突出现场与结果导向。督查更多到一线看变化、看效果、看群众获得感，少一些“翻台账、比页数”的形式。对重复督查、层层陪同、频繁报送等建立约束机制，推动检查更精简、反馈更有效。 第三，砍掉不必要的文件材料要求，严控层层加码。上级部门出台政策措施时同步评估基层承载能力，明确哪些材料“必须要”、哪些“可替代”、哪些“坚决不要”。对“为留痕而留痕”及时纠偏，对以材料为由推责、加重负担的行为严肃追责。 第四，推动数据共享与平台整合，减少重复填报。统筹各类信息系统，推动数据一次采集、多方共享，做到“基层少录入、部门多共享”。建立常用指标库和自动生成机制，让干部从“填表统计”中抽身，把更多时间用在走访服务、解决问题上。 第五，强化作风建设与政绩观引导，形成务实导向。把“能干事、干成事”作为评价干部的重要标尺，引导干部把精力投向民生一线、发展一线。对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代替行动的现象，既纠偏更治本，推动形成崇尚实干、鼓励创新、宽容探索的氛围。 前景——减负与提效同向发力，推动治理现代化走深走实。随着基层减负持续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落地，破除“材料围城”具备现实条件与制度空间。可以预期，未来基层治理将更注重标准化与结果导向的统一：该留的痕迹更精准、更简约；该抓的落实更有力、更有效。只要坚持问题导向，用制度持续压缩形式主义空间，就能让政策部署更快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成果，让基层干部把更多时间用在察实情、解难题、促发展上。
破除“材料围城”非一日之功，需要以刀刃向内的勇气推进改革。只有当考核的“指挥棒”真正指向民生需求，当干部的成就感来自群众认可而非材料厚度，基层治理才能回归服务人民的本质。这既是提升治理效能的必由之路，也是新时代密切党群关系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