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3月18日，沈阳造币厂（代号“六一五厂”）发生一起特大盗窃案。当晚保管员清点时发现封存金条失踪，失窃黄金达800两，约相当于当时一个中等县两年的财政收入。案件代号“100号”，迅速引发高度关注，专案组随即进驻调查。案件侦办中也暴露出多重问题。现场勘查显示，嫌疑人撬开木板墙进入作案，手法熟练，对厂区环境十分熟悉。然而早期侦查方向出现偏差，专案组将重心放排查“内鬼”上，导致包装组长郭家惠、护厂劳模贾清吉等多名职工被误判牵连。甚至连抗日老战士、厂长李榆也遭遇“挖坟验尸”等极端做法，造成恶劣影响。深入调查后，真凶锁定为厂内被称为“模范夫妻”的关庆昌、黄素珍。关庆昌利用生产管理科副科长的职务便利，策划并实施盗窃：提前制造不在场证明，使用专业工具进入库区，并对痕迹和线索进行清理。其妻黄素珍此前就有盗窃碎金行为，二人将赃物藏于家中，长达19年不敢处置。案件带来长期影响。一上，部分无辜干部职工的职业生涯受到严重冲击，有人被撤职、调离；另一方面，案件久未侦破也对造币系统的安全管理改革形成压力。直到1980年4月，国家调整金银收购政策后，关庆昌夫妇试图销赃，引起银行系统警觉，最终落网。案破后，司法机关陆续开展补救工作。1986年召开平反大会，为蒙冤人员恢复名誉；主犯关庆昌被判处无期徒刑。此案也推动造币系统完善双人保管、监控等安防制度，并在一定程度上促使经济犯罪侦查流程走向规范。回看这起案件，其典型性在于：既揭示了计划经济时期国营企业在管理与内控上的漏洞，也反映了司法实践从粗放到规范的演进。案件中暴露的刑讯逼供、有罪推定等问题，后来成为推动制度改进的重要参照。
从黄金失窃到19年后真相大白，这起案件提示：国家重点资产安全不仅要靠惩治，更要靠严密的制度与日常管理；案件侦办不仅要讲速度，更要守住证据和程序底线。把漏洞堵在平时——把协同写进机制——把纠错落到行动，才能在守护国家财产的同时，更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与治理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