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是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但究竟哪些因素决定创新能否持续、为何会走向停滞？此经济史的关键问题长期困扰着学界与政策界；近日出版的《进步如何终结：技术、创新与国家命运》一书，为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该书作者弗雷沿着熊彼特、曼瑟·奥尔森等经济学家的理论脉络，回顾从早期文明到现代社会的全球技术演进，梳理创新与停滞背后的深层机制。他以加洛林王朝、宋代中国、荷兰共和国等历史案例为切入点，讨论创新精神、制度安排与文化因素如何技术进步中相互作用。弗雷的核心观点是，推动创新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万能公式”，不同发展阶段需要匹配不同的机制。在技术探索的早期，去中心化的经济结构更具优势，能激发市场主体的创新动力与竞争活力。英国工业革命以及以硅谷为代表的美国科技创新，反映了这一模式的作用，其关键在于相对开放的市场环境与充分竞争。同时，当技术进入规模化应用与推广阶段，科层化管理体系往往更具组织与执行能力。19世纪普鲁士国家主导的工业化路径，以及战后日本以规划推动发展的模式，都显示出集中资源配置与系统产业规划在快速引进并大规模应用技术上的效率，使对应的国家得以在较短时间内实现经济增长。弗雷也指出，两种模式都存在内在限制。自由市场的分散竞争确实能提升创新活力，但长期运行可能催生抗拒变革的既得利益，带来垄断倾向并抑制后续创新；科层体系则虽有利于推动规模化应用与基础设施建设，却容易因制度刚性难以适应技术前沿的突破需求，最终陷入官僚化。针对近来将战时国家主导项目视为政府推动技术进步典范的观点，弗雷提出反驳：二战等冲突时期的技术突破固然与国家动员有关，但更直接的推动力来自私营企业的创新能力，而非科层体系本身。这一判断为当下政策讨论提供了重要参考。当前，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正引发全球新一轮竞争。弗雷认为，现阶段人工智能更擅长复述与整合既有知识，在原创性突破上仍有限。随着各国在人工智能与绿色技术领域的竞争升温，如何建立既能持续激发创新、又能高效推动技术落地的制度安排，成为共同课题。弗雷强调，创新型经济要在企业活力、制度设计与文化因素之间维持动态平衡，并随发展阶段变化不断调整。尤其在逼近技术边界、追求突破性进展时，开放、竞争与自由仍是最关键的条件。
技术进步像一场接力赛，既需要个体创造力的持续涌现，也需要制度安排提供有力支撑。弗雷的研究提醒我们，把复杂的创新过程简单化，往往会带来反效果。面对新一轮科技变革，只有尊重历史经验、保持定力并及时调整机制，才能在变化中抓住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