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咱天津有个叫市工商业联合会的，也叫天津工商联，它可是新中国头一家省级的这个组织，这事儿是1950年那会儿定的调子。从那会儿起，以前做生意的老板们和民营经济人士，就全被组织团结在了党的大旗下，一路搞建设、搞改革、奔小康。七十年过去啦，这段围统中心任务、大家一块儿往前冲的日子，就像个长卷画一样慢慢摊开给大伙儿看。 说到洋行买办，就不得不提个叫毕鸣岐的老前辈。他以前也是个买办出身，后来当上领导了，就把自己泡在旧档案堆里。他专门去采访买办后代，翻旧账本，写了本《天津的洋行与买办》。这书用实打实的材料告诉咱们：帝国主义在咱中国搞经济侵略的大门，就是那些洋行打开的；而买办呢，就像是那大门的闸门。领事裁判权、租界地这些不平等条约，就给洋行弄了个“免税仓库”和“法律真空”，让他们明目张胆地抢咱们东西。 毕鸣岐在书里把买办的活儿给捋了捋，发现这是个干了好几份工的人。他既是洋行的雇员，能靠着外国势力逃法律；又是独立商人，帮洋行到处找货、借钱、买地；还是情报探子，到处打探消息、卖洋货、收土产。这三重身份一凑齐，买办就成了帝国主义看不见的小兵了。 再说说租界是咋回事吧。1860年以前，天津也就二十来个洋人散落在旧城里头，没什么正经做生意的地方。第二次鸦片战争打下来以后，英国、法国、美国强迫清政府把地盘划出来了。从解放桥那边开始沿着大沽路一直到开封道，有一大片差不多一千亩的地。英国先下手为强，按亩给钱、分段招标。怡和、太古、仁记这些洋行抢到了先机，这地儿立马成了各国外商的提款机。 到了光绪初年的时候，天津的洋行加起来也就不到三十家。这三十家分布得挺有意思：英商有怡和、太古等等11家；俄商有阜通、顺丰等等7家；德商有世昌、信远等等6家；法商就一家启昌；美商也就一家丰昌；还有些专卖行的也在里头——亨达利钟表、增茂仪器、汇丰银行、屈臣氏大药房、老德记大药房、世昌机器行。这些公司要么设个“本行”，要么设个“上行”，就在宫北、宫南、北门外这儿那儿到处都是。 买办这行当也不是天生的人就能干的，是历史夹缝里出来的特殊阶层。他们随着洋行的兴起而产生，又因为民族工业醒了过来、关税自己做主了、洋行收缩了，慢慢就退出了舞台。虽然身份没了，但那段给洋人打工的历史记忆还在那呢，变成了研究中国近代经济的活化石。 故事还没完呢。从过去帝国主义搞经济绊子的时候起，到后来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力队伍、改革开放的弄潮儿，天津工商联可是看遍了天津命运的每一次起伏。下一回咱们接着聊：等买办制度退场后，天津的民企是怎么在这片热土里长成参天大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