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学术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史进程中，程千帆先生的治学实践具有标志性意义。
作为唐代文学研究权威和南京大学学科重建的关键人物，其创立的"文献学与文艺学相结合"方法论，有效解决了古典研究领域长期存在的考据与阐释二元对立问题。
这一方法论的创新性体现在三个维度：首先打破狭义文献学范畴，将历史背景、语言习惯、社会风俗等纳入研究视野；其次强调艺术感悟与逻辑考证的辩证统一，要求研究者既深入文本肌理，又把握创作规律；最终形成文学、史学、哲学互鉴的综合研究范式。
程千帆曾明确指出，唯有通过这种"立体化"研究，才能穿透时空阻隔，准确理解古典文本的深层意蕴。
学术史研究表明，该方法的形成历经数十年探索。
早在上世纪50年代，程千帆与夫人沈祖棻就注意到当时学界存在的"重考据轻阐释"倾向。
经过特殊历史时期的学术沉淀，其在70年代末系统提出这一方法论，恰逢改革开放后中国学术重建的关键期，因而迅速产生广泛影响。
南京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在此方法论指导下培养出大批优秀学者，形成特色鲜明的学术流派。
当前，该方法论的当代价值进一步凸显。
在全球化语境下，中国学术既要保持本土特色，又需实现现代转化。
程千帆倡导的跨学科研究路径，既承续乾嘉学派严谨学风，又吸收现代文艺理论精华，为处理传统学术的继承与创新关系提供了成功案例。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所长张辉评价，这种方法论"既避免了西方理论生搬硬套，又克服了传统研究的封闭性"。
展望未来，随着"新文科"建设的推进，程千帆治学方法的启示意义将更加显著。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袁行霈指出，数字人文时代的古典研究更需要这种"多维互证"的思维模式。
该方法强调的实证精神与理论创新相结合的原则，对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传统学术走向现代，并不在于削弱对经典的敬畏，也不在于追逐时髦概念，而在于建立一套既能严格面对材料、又能深入解释作品的研究方法。
以“文献学与文艺学相结合”为代表的治学经验提示人们：真正有生命力的学术，既要有证据的重量，也要有解释的光亮；既能扎根传统，又能回应当代，这或许正是传统学术持续焕新的关键所在。